我曾说，任何社会，只要希望还在，人们就没有那么忐忑不安。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就是一个给人希望的体制。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免除赋税，进而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当然，科举考试的失败者远多于成功者，故其开放性是理想大于实际的。但如夏曾佑所说，参与者“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正是那一定数量的成功范例，鼓励了读书人不绝的希望，促进了社会的相对安宁。

且那时是小政府模式，不提倡政府的作为。朝廷和人民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是“相忘”。尽管老百姓出问题时，也对“天高皇帝远”有些不满，但平时很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在生活。比较容易不满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们一面监督着朝政，使朝廷必须以德治体现其天命所在；同时也要对社会问题“洞烛其奸”，以防患于未然。在士农工商的社会之中，士为四民之首。他们代社会思考，代民众立言。用现在的话说，或近于社会的引擎。

若民众的生活尚得温饱，而士人的希望之心不绝，则上下相安，可称治世。两者缺一，便可能出现乱世。两者俱无，则天下大乱。民众的生活，不能不以物质为基础；而士人的希望，则多少带有非物质的一面。士人代民众立言之时，或较多反映物质的面相；当其代社会思考时，则更多展现非物质的因素。过去的社会，就在此辩证关联中延续和发展。

到了清季，情形乃大变。不仅有巨额的战争赔款，政府因努力改革而事事作为，导致财政空虚，而民间已感罗掘近尽，无力负担。民穷财尽，成为当时的普遍认知。故对于政府的改革，新旧两面都表示不满。但《时报》的一篇社论则认为，那时还未到绝境。盖上有朝廷之日言维新，下有士民之探讨自治。这就表明，很多人还是相信“救今日中国之时局，别有善法在，而不至出于乱”。

该报提出，物质的匮乏固是民穷的表现，但真正的民穷在于思想。即“民穷者，非只财之穷，而实凡所思想议论行为而皆穷”。习惯于倚赖而不图自立的老百姓，更容易造乱致乱。因为倚赖日久，“一旦失所依，则知怨而已。怨之极，则思乱而已”。思想乱则议论乱，行为也不得不乱。盖“以为除乱之外，则无所行为也”。这才是真正的“民穷”。而随着近代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日广，士民对社会的认识和言论，皆表现出日渐“增高加长之象”，似还有进步的空间。

故当时的状况，“可谓之瓦解而不得谓之土崩”。亦即“政府之改革，尚有生机之希望”。由于希望仍存，故思想未乱；只要政府不使士民失望，天下便不致大乱。但若政府不能真正改革，甚或以为“吾兵力足以镇压其民，而遂存有轻民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盖“民苟绝望于政府，则政府虽有极雄之兵力，恐能镇压一时之始动，不能镇压最后时之反动”。实际的结果是，朝廷仍继续改革，却给人以进一步罗掘的印象。更在面临四川士民的保路举措时，启“轻民之心”而选择了镇压，遂使人民对政府绝望，而天下乃瞬间土崩。

不论该报对当年世局的分析是否准确，却表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即任何国家和社会，只要希望仍存，则思想不乱；思想不乱，则人知努力。更重要的是，凡是人的思想还有提高的空间时，便不至于“穷”，也就还会往开放进取的方向努力。一旦没了希望，便离开求生之途而入于穷途，人的思想议论行为也都集中于“乱”之末路了。

以前的民以士为楷模，多受士之影响。一个社会希望的有无，至少思想进步的空间，更多表现在读书人身上。孔子曾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穷而不滥，或即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这样一种超越于物质的思考，予读书人以重任，却也不啻沉重的负担。真能有如此非物质表现的读书人，其实也不多。

现在早已不是四民社会，或可向昔人期盼的“四民皆士”方向努力。希望的有无，为人人所面对；失望的反映，也处处可见。社会的引擎，就是我们自己。惯于倚赖的，或因一旦失所依而由怨至乱；能图自立者，不妨探索提高思想的空间，看看能为个人和群体的人生做点什么，而不必期待天上掉下馅饼来。鲁迅说过：希望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