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第45届众议院选举，最大的在野党日本民主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政坛的常青树日本自民党，夺取了政权。此次大选，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选举公示前的115个增加到308个，不仅单独获得过半数席位，而且一举赢得绝对稳定多数的地位，而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选举公示前的300个缩水到119个（见表0-1）。之后，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社民党联合组成了新政权，这不仅标志着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政权的终结，而且也是日本自1993年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替。

表0-1 2009年第45届众议院选举前后议席的变化

续表

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最初是社民党、新党先驱内部基于对两党未来命运的担忧而主张两党合并，打造当时可以与自民党、新进党鼎立的第三股势力。但这一主张在新党先驱内遭到以鸠山由纪夫为代表的部分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战后崛起的社民党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政党色彩，而分裂于自民党的新党先驱具有保守色彩，这意味着两党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理念，仅仅只是为了应对选举而进行的合并，并不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因此，鸠山等主张重新组建新党。为了提高新党的人气，鸠山将当时人气极旺的桥本内阁厚生大臣菅直人拉到新党中。1996年9月，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共同宣告民主党成立，两人联袂出任民主党党代表。新成立的民主党，其目标并非仅仅定在与自民党、新进党鼎立的第三极，而是希望将来成为日本两大政党政治中的一翼。1997年，新进党分裂，新成立的民政党、新民友爱、民主改革联合三党于次年解散并入民主党，民主党自此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2003年，在时任民主党党代表菅直人的斡旋下，民主党以吸收合并的方式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合并。在自由党加入后，民主党的领导体制由此前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两驾马车变成了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凭借着各自的能力、金钱、人气，最终通过2009年的众议院大选执掌了政权，实现了日本的“变天”。

2009年的政权更替，反映了自民党执政积弊带来的民心思变。1955年“保守合流”后，自民党长期把持政权，金钱政治、密室政治、政官财铁三角关系等，成为日本民心思变的根源。民主党提出变革的口号，主张对自民党执政时期的诸多弊政进行改革。

经济上，民主党大力批判自民党时期“从人转向钢筋水泥”的政策，主张重视分配型经济政策，利用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优化，促进日本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民主党高举“国民生活第一”的口号，要求增加孩童补贴、教育补贴，实行高速公路免费，推动教育质量改革，重建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并且承诺在执政四年期间不提高消费税，这种经济政策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重点和方向的重大调整。

政治上，自民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中，日本特有的政治文化导致日本政、官、财形成了“铁三角”关系，进而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政治家缺乏专业才干，成为官僚机构操纵的木偶，因此民主党主张“政治主导”，强调要“刷新日本政治”、改革日本的官僚制度。同时，规范议员政治捐款、禁止世袭、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消除浪费现象，重建日本基于“政治主导”的新型政官关系。

外交上，民主党对自民党政权长期单边依附美国的政策大加批判。部分民主党政要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步改变，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日本应追求更加对等的日美关系；倡导友爱外交，强调重视亚洲，建立东亚共同体，改善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鉴于冲绳美军基地搬迁方案的搁置和冲绳民众的反基地呼声，民主党承诺执政后将推动普天间基地的县外搬迁。

民主党规划的蓝图一度使日本民众受到了鼓舞，日本民众对民主党的期待一度高涨。2007年7月，参议院半数选举中，民主党击败了当时执政的自民党。由于丧失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自民党政权处处遭到掣肘，最后导致自民党安倍、福田、麻生内阁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匆匆收场。2009年8月，民主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实现了政权更替。然而执政后，民主党的诸多政策主张在执政期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而民主党在处理方式上的僵硬加剧问题的复杂化，随着执政经验不足等弱点的逐渐暴露，民主党民心尽失。特别是在消费税增税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使得民主党在2010年7月的参议院半数选举中败北，丢失了参议院的控制权。日本政界自此上演了“依样画葫芦”的闹剧。当年被民主党掣肘步步紧逼的自民党，此时采取同样的方式以牙还牙，导致民主党的菅直人、野田佳彦内阁同样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匆匆收场。2012年12月，在野的自民党卷土重来，以绝对优势击败了执政的民主党，重新夺回了政权。此时的民主党，内部面临着持续不断的离党潮，内忧外患，朝野交困，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的锐气。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执政后政绩乏善可陈，政权公约与现实的矛盾逐渐突显，民主党政府不断陷入自我修正、自我否定、原点回归的怪圈，历届政府都无法躲避支持率高开低走的怪圈。作为民主党构思多年的2009年竞选纲领，规划的改革蓝图在给民众带来期待的同时，也因为复杂的局势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让民主党政府陷入了异常被动的局面。与此同时，政权公约与现实的矛盾，造成公约所承诺推动的各项改革，对现实既有框架造成破坏性的冲击，之后民主党被迫用现实主义修正路线甚至是与自身历史切割的方式，对常态进行复原，但此时已于事无补。日本民主党2009年政权公约的缺陷具体表现在：

首先，2009年民主党提出的经济政策与自民党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于：自民党侧重于投资主导型的“增长”，即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等方式刺激经济的增长，而民主党的主张侧重于消费主导型的“分配”，即采取提高补贴等社会福利，减轻民众生活负担，促进消费增长，即实现公共支出受益对象转变，“从钢筋水泥转向人”。然而，民主党所承诺的增加儿童补贴、教育补贴、促进高速公路免费、保证执政四年内不提高消费税，都需要政府提供巨额的财政资金，而这笔额外的财源，并不是民主党强调的通过特别会计挤出“埋藏金”就能够解决的。而且，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后，日本高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下，民主党的补贴政策变得很难维系。

其次，民主党以“政治主导”“脱官僚”为口号进行政官关系改革，强调由“政治家主导”取代“官僚主导”，其目的在于摆脱长期以来官僚对政府决策的主导权，提高政治家的素质。然而，专业知识和业务常识的缺乏，使日本国民对“政治主导”中政治家素质普遍质疑，“脱官僚”的目标又单纯将经验丰富的资深官僚排斥在外，从而未能弥补民主党执政者经验不足的缺陷，反而加剧了政官关系的紧张。

再次，民主党追求更加对等的日美关系，强调重视亚洲，积极呼吁亚洲共同体，构建日、中、美等边关系。然而，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导致日美关系出现裂痕，民主党政府为修复日美关系，做出了巩固日美同盟的政策回归，这对中、日、美原有的关系构架形成巨大的冲击，直接造成近两年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主权冲突的升级。

政权公约的缺陷，使民主党不断陷入自我否决、自我回避的困境。2012年10月，在即将面临新一轮众议院大选前夕，民主党将2009年政权公约提出的166项目标划分成浪费、育儿和教育、养老金和医疗、地域主权、就业和经济、消费者和人权、外交7大门类，对每个门类下的各个项目进行判定，判定分“实现”“部分实施”“着手”“未着手”四项，对实施结果进行总结并对外发布。结果显示：已实现的项目有51个，包括高中学费无偿化、农业各户所得补偿制度、禁止国会议员世袭等，只占了31%。其中，较易实现的育儿和教育门类22项中实现了10个项目，就业和经济门类43个项目实现了18个项目。而实现难度相对较大的浪费门类中，由于涉及既有利益的分割，25个项目中只实现了3个项目。外交项目多数被罗列进未着手项目，其中包括日美地位协定改定、东北亚无核化等，这些项目被认定为现今没有实现的可能。1327172不可否认，造成民主党政府执政困境，根源在于政权公约的缺陷和这种缺陷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结构性混乱。因此，之后民主党党内主流派主张对政权公约进行修正，而非主流派则不惜以分裂的姿态反对修正。因而政权公约的缺陷又与民主党党内主导权的争夺相互交织，展现出路线修正背后的权力之争。

政权公约的缺陷固然可以部分诠释民主党政权失败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民主党执政后，执政环境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直接考验民主党的执政能力。东日本大地震使日本遭遇百年一遇的复合型危机，海啸、地震、核泄漏等一连串灾难过后，灾后重建的诸多问题突现，这些问题又进一步激化了原来的矛盾。首先，灾后重建所面临的财源约束使重建工作进度缓慢，重建所需的巨额财政支出使日本的赤字财政雪上加霜，年度预算中国债发行数额的比重连创新高。配合年度预算法案的赤字国债发行法案在在野党的掣肘下趋于难产，2011年的赤字国债发行法案则是以菅直人的辞职为条件在国会中予以通过的。创造财源的临时增税、社会保障资金的充实等，成为民主党政权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这必然涉及修改原先的补贴政策。其次，东日本大地震成为日本修复日美关系的有利契机，日美之间围绕着开展核能合作、推动日本尽早加入TPP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磋商。对日本来说，TPP战略在发挥日本制造业优势、推动出口的同时，也对日本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日本由此陷入了空前的舆论分裂，在TPP支持派和TPP反对派的尖锐对立中，民主党政权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抉择。再次，对于核电和未来能源结构的争议。东日本大地震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给全日本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本国民对于核泄漏的恐慌始终难以磨灭。日本社会在今后是否应该继续保留核电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电力不足造成产业萎缩、产业空心化的焦虑和地方政府、普通民众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和恐惧相互交织，在挺核和反核的对立冲突中，民主党始终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复次，民主党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菅直人的“去小泽化”，不仅没能重塑民主党形象，反而造成民主党党内长期的对立。“亲小泽”势力与“反小泽”势力对民主党主导权的争夺，使政权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与此同时，2010年7月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执政不到一年的民主党，不得不在“扭曲国会”的掣肘下进行艰难的政权运营。这种“内忧外患”“朝野交困”，加剧了民主党政权的混乱，也加速了民主党政权的覆亡。最后，民主党重构对外关系造成了更加混乱的局面。2010年9月撞船事件再次点燃了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关系由此陷入了充满隐患的不稳定状态，特别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美三方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而在日本国内，随着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领土主权问题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抬高调子，在新一轮众议院大选到来时瓜分“后民主党时期”的政治版图。

民主党执政后期，国会运营举步维艰，党内“亲小泽”与“反小泽”之争旷日持久，内忧外患、朝野交困中，需要推动的国政却议题山积。民主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创造财源解决日本地震后的灾区重建、进行消费税改革促进日本财政的稳健运营、对能源战略进行调整、对未来核电地位进行重新审视；调整美日关系，包括日本加入TPP谈判和日美经贸磋商问题、冲绳美军整编和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定位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2010年撞船事件后敏感的中日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日本西南岛屿防卫等问题。身陷内忧外患的民主党政权，缺乏对这一系列问题有效把控的能力，在执政期间，整个社会舆论发生空前的分裂，在对现实敏感问题的争议中，日本社会出现了战后少有的冲突和对抗。2011年9月，野田佳彦走上了民主党政权最后的舞台。这位曾经在松下政经塾研习并接受过具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半军事化体能测验的民主党后起之秀，长期受到“脱金权”“脱世袭”理念熏陶，具有显著的新生代政治家的特征。他所率领的民主党派阀“花齐会”也因为集聚了民主党年轻的精英、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而成为民主党党内新兴势力的代表，是推动民主党实现政权更替、促进民主党党内新老交接的重要力量。但是他并没能挽回局势，拯救摇摇欲坠的民主党政权。相反，野田佳彦个人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加剧了民主党政权的覆亡。在野田执政期间，舆论的截然对立与民主党党内的分歧相互交织，内外矛盾全面激化，政府政策左右摇摆、反复无常，民主党因此民心尽失，最终在2012年12月第46届众议院选举中遭遇历史性惨败，三年零三个月执政历程，如同昙花一现，留下无数值得评析和回味的教材。根据执政轨迹，民主党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执政期间，其执政风格具有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执政前期 2009年9月实现政权更替至2010年7月参议院败选。民主党政权建立后，积极推行2009年政权公约的政策主张。此时以民主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同时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确保了稳定多数，从而保证了民主党的政权运营。在这期间，民主党推行的诸多政策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如政官关系调整中遭遇到官僚系统的反击，补贴政策因为财源不足裹足不前，推动事业甄别挤出财源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政治献金问题，更让民主党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野党时期民主党主张规范政治献金管理，挽回国民对政治的信任，但是执政后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等人身上暴露出来的政治献金问题，无异于让民主党作茧自缚威信大失。而普天间机场搬迁的问题，让民主党执政经验匮乏的弱点彻底暴露并引发了日本政坛的大地震，进而造成鸠山政权的夭折，成为民主党政权衰落的开端。因此，执政前期是民主党政权由盛到衰的重要阶段。

执政中期 2010年7月参议院败选至2011年8月菅直人辞职。2010年参议院败选后，民主党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与此同时，鸠山、小泽辞职后，民主党党内三驾马车分裂，党内掀起了“去小泽化”浪潮，开始出现裂痕。这样一来，新成立的菅直人内阁立即陷入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为了确保政权的顺利运营，菅内阁开始寻求与自民党在内的在野党合作，同时在党内加大对小泽一郎的排斥。其结果是民主党党内反对势力和在野党势力联合逼宫，最终迫使菅直人选择有条件的辞职。因此，执政中期是民主党政权内部分裂加剧、三驾马车时代终结、新老更替实现的过渡期。

执政末期 2011年9月野田佳彦接任首相至2012年12月民主党众议院败选丢失政权。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鉴于民主党因“去小泽化”而带来的党内龟裂，上台伊始，主张不偏不倚的“中庸”政治，努力消除因为内部分裂带来的持续动荡，维持政权的稳健运营。这种目标定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主党政权持续多时的内部纷争暂时偃旗息鼓，持续逼宫的在野党也暂时收起凌厉的攻势。但是野田佳彦作为草根政治家，出身于素以政策研究见长的松下政经塾，有别于传统政治世家的地方在于，草根政治家更重视新闻舆论的宣传作用，有着更能标识其本人特征的政治理念。因此，希望打造强势政府的野田佳彦并不安分于小心谨慎的稳健执政。于是野田佳彦开始刻意寻求民意，努力表现出个人的政治决断力，以改变民主党的执政形象，提高民主党政权的支持率。其突出的行动包括：开展全民能源大讨论，将日本未来能源结构选择权踢给国民；快速推动钓鱼岛“国有化”；高调地将参加TPP谈判的主张纳入下届众议院选举的政权公约中。

在这三个阶段中，民主党迫于形势，不断对诸多的目标定位进行了调整，民主党的政策转轨折射出民主党政权全面蜕变的轨迹。这些蜕变也反映了日本近年来的政治生态，如为摆脱“扭曲国会”掣肘束手无策、适应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民粹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浪潮弥漫泛滥，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日本政治继续漂流。本书试图从民主党执政后应对财源困境难题、政官关系调整、区域一体化战略、能源政策选择、派阀政治复生、岛屿争端复燃、冲绳基地搬迁七大问题着手，研究日本民主党执政后若干重大政策的转轨。一方面力图反映民主党政府内政和外交特征，全面展现2009～2012年间日本的政局变迁，另外一方面剖析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性失误，以及这一系列失误背后的人心向背，深刻挖掘民主党衰落的根源。本书将重视相关问题的历史延续性，对执政三年多的民主党政权针对相关问题的对策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揭示民主党政权速兴骤亡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