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1-2 2020年全球前景展望
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给出了三种层级(degree)的路径依赖。第一级(first-degree)的路径依赖指效率基本不受初始条件影响,人们满足于所处的发展路径,要使得他们偏离既有路径,需要花费很大成本。也即初始的选择即便不是唯一的最优,也是最优的选择。第二级(second-degree)路径依赖指在信息不完美的前提下,人们的选择并非最优,事后发现之前本有更好的选择并感到后悔,但是改变路径需要花费很大成本。第三级(third-degree)路径依赖指在信息较为充分的条件下,人们知道什么是良好选择,但由于无法与他人协调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结果导致不得不采用缺乏效率的技术或制度。
全球化的未来也相应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自主地克服了消极因素,人们充分享受全球化的利益,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都能够分享这种利益,实现基本的公平和公正;第二种情况是全球化成为一个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人们不断为失误支付成本,全球化在曲折中缓进;第三种情况是建立相对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全球经济新秩序,通过集体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将人类的全球化引向合作和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情况的另一个版本是,人们无法合作和协调,在缺乏效率的全球斗争中消耗和挣扎。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则给未来世界的图景一个悲观的描画。他认为,旧制度、旧时代的逻辑依旧,国际政治仍然是大国政治,并且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中。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但由于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全球霸权不可能获得,故此他倡导美国仿效英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即不要指望成为全球霸权,最好是扮演最后关头的平定者角色,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潜在霸权。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他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这让很多人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难道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兰德公司在《中国与全球化》的报告中认为,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让如此多的工人这样快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中国全球化的成功给它的邻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印度从中国那里学到了一个经济更加开放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优势。厌恶外来投资的亚洲人和遵从保护贸易传统的拉丁美洲人为了能与中国竞争,对外来投资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并且减少了对贷款的依赖。这将会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给发达国家的公司带来更加广阔的全球性机遇。中国的崛起刺激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剥夺了邻国贸易发展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机会。这与中国的邻国先前所担心的完全相反。中国的发展确实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一些国家免受经济衰退之苦,并且很有可能避免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发生,而这种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很危险的。中国的发展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富有,在某些领域成功,在某些领域失败。标志中国快速进步的信号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害怕。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说,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因为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西方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跟当代世界接轨。中国经济的成就都是与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
在“全球化与中国发展”课题研讨会上,李铁映指出,对中国而言,“与国际接轨”是应对全球化的重要环节。接轨的核心是“接规”,即与国际规则的对接。既然晚“接规”不如早“接规”,那么与其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还不如主动融入国际规则,用增量改变存量,逐渐影响世界市场上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和流向,使向有利于我、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从“彼学”与“己学”的划分来看,也即必须加强对“彼学”的研究。
中国人对未来世界图景的期望是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他呼吁各国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胡锦涛主席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是复杂的事物,各种情况都可能在它的不同方面实现,全球化注定将拥抱一个开放的未来。我们相信,人类已然由洪荒中走出,何去何从悉由他们自己决定。或者正如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主席拉兹洛所说,“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
');" class="a2">收藏对全球化历程的梳理让我们明晓全球化何以至此;但对当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更为重要的话题是全球化将去向何方。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绘制全球未来:国家情报委员会2020项目报告》认为,自1949年西方结盟体制形成以来,国际结盟的形态和性质从来没有处在如此变动不居的状态。虽然冷战的结束使得构造板块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重要事件的影响依然在发挥作用。亚洲强国的出现、欧亚大陆的内敛、动荡不安的中东和大西洋两岸的分歧都是近年来才达到顶点的问题。恰恰是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变化的范围与速度——除了它的准确特性之外——将会成为直至2020年世界的确定因素。其他重要的特性有:新的强国的崛起、对治理的新挑战、不安全感(包括恐怖主义)更为扩散。在我们绘制未来时,全球繁荣不断增长和大国冲突可能性有限的前景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总体环境,以便我们应对否则令人畏惧的挑战。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美国的作用将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会影响到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的参与者选择追随的路径。
表11-2 2020年全球前景展望
利博维茨和马戈利斯给出了三种层级(degree)的路径依赖。第一级(first-degree)的路径依赖指效率基本不受初始条件影响,人们满足于所处的发展路径,要使得他们偏离既有路径,需要花费很大成本。也即初始的选择即便不是唯一的最优,也是最优的选择。第二级(second-degree)路径依赖指在信息不完美的前提下,人们的选择并非最优,事后发现之前本有更好的选择并感到后悔,但是改变路径需要花费很大成本。第三级(third-degree)路径依赖指在信息较为充分的条件下,人们知道什么是良好选择,但由于无法与他人协调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结果导致不得不采用缺乏效率的技术或制度。
全球化的未来也相应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自主地克服了消极因素,人们充分享受全球化的利益,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都能够分享这种利益,实现基本的公平和公正;第二种情况是全球化成为一个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人们不断为失误支付成本,全球化在曲折中缓进;第三种情况是建立相对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全球经济新秩序,通过集体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将人类的全球化引向合作和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情况的另一个版本是,人们无法合作和协调,在缺乏效率的全球斗争中消耗和挣扎。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则给未来世界的图景一个悲观的描画。他认为,旧制度、旧时代的逻辑依旧,国际政治仍然是大国政治,并且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中。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但由于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全球霸权不可能获得,故此他倡导美国仿效英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即不要指望成为全球霸权,最好是扮演最后关头的平定者角色,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潜在霸权。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他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这让很多人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难道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兰德公司在《中国与全球化》的报告中认为,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让如此多的工人这样快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中国全球化的成功给它的邻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印度从中国那里学到了一个经济更加开放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优势。厌恶外来投资的亚洲人和遵从保护贸易传统的拉丁美洲人为了能与中国竞争,对外来投资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并且减少了对贷款的依赖。这将会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给发达国家的公司带来更加广阔的全球性机遇。中国的崛起刺激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剥夺了邻国贸易发展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机会。这与中国的邻国先前所担心的完全相反。中国的发展确实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一些国家免受经济衰退之苦,并且很有可能避免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发生,而这种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很危险的。中国的发展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富有,在某些领域成功,在某些领域失败。标志中国快速进步的信号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害怕。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说,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因为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西方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跟当代世界接轨。中国经济的成就都是与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
在“全球化与中国发展”课题研讨会上,李铁映指出,对中国而言,“与国际接轨”是应对全球化的重要环节。接轨的核心是“接规”,即与国际规则的对接。既然晚“接规”不如早“接规”,那么与其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还不如主动融入国际规则,用增量改变存量,逐渐影响世界市场上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和流向,使向有利于我、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从“彼学”与“己学”的划分来看,也即必须加强对“彼学”的研究。
中国人对未来世界图景的期望是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他呼吁各国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胡锦涛主席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是复杂的事物,各种情况都可能在它的不同方面实现,全球化注定将拥抱一个开放的未来。我们相信,人类已然由洪荒中走出,何去何从悉由他们自己决定。或者正如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主席拉兹洛所说,“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