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龄是指可以结婚的年龄，一般又分为订婚年龄和结婚年龄。大致说来，人们进入成年阶段，也就到了订婚年龄。

周代开始，出现了冠笄之礼。冠礼是男子成年时举行的加冠（帽子）仪式，要在宗庙举行，由父亲或兄长主持。笄礼是女子成年时举行的及笄（簪子）仪式。行笄礼时，要改变幼年时的发式，把头发绾成一个髻，用一块黑布包住，然后再拿簪插住。主持者是女性家长，负责加笄的是女宾。举行冠笄之礼，表示社会承认并接纳这个男子或女子进入成人行列，可以让其成婚了。据《礼记·内则》和《春秋穀梁传》文公十二年等，加冠的年龄是二十，及笄的年龄是十五。《太平御览·服用部二十》引《白虎通》说：“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所以，冠笄年龄就是订婚年龄。但是古代国君加冠的时间，要比庶民百姓早一些，其目的在于“重国嗣”。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国君十二可以加冠，十五可以生子。东汉郑玄、贾逵、服虔和高诱也都认为天子、诸侯十二而冠，最晚不超过十五。这里说的都是虚岁。

对这一关于订婚年龄的礼制规定，古人遵守得并不怎么好，童幼之时既已许婚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宋史·后妃传》，宋英宗的高皇后，从小就被仁宗收养于宫中。因与英宗同岁，仁宗便说日后要让他们二人婚配。长大后，二人果真结为夫妻，并生下了神宗。据《金史·后妃传》，金世宗早在四五岁时即与昭德皇后订婚。直到近代，童幼许婚的情况仍然很多。在一些地方，穷人家有了男婴，常常托媒人聘娶别人家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婴，抱回来抚养等到成年后再行婚配，称为“抱小媳妇”。

成婚年龄的高低，历代屡有变迁。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类身体素质在不断发展，后世婚龄或较前世为低。当然《大戴礼记·本命》“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的说法，也未必可信。

周代的成婚年龄，前人记述不同。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是最为通行的说法。《周礼·地官·媒氏》、《礼记·内则》、《春秋穀梁传》文公十二年等皆持此说。《白虎通·嫁娶篇》中借用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学说杜撰了一套玄虚的理论，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阳数奇阴数偶也……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盈，任为人母也。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墨子·节用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则认为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有的便对这两种说法进行调和。《孔子家语·本命解》载，鲁哀公曾问孔子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人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岂不晚哉？”孔子回答：“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据此，男子自二十至三十，女子从十五到二十，都可以嫁娶，都不算违礼。换句话说，男三十、女二十是指最高婚龄，男二十、女十五是指最低婚龄，并与冠笄的时间相一致，嫁娶不得过此。有人又把二十而嫁、三十而娶看做是庶人之礼。礼法对婚龄的规定也有某些灵活性。《礼记·内则》说：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注：“有故，谓父母之丧。”

是不是古人就完全遵依上述的礼法规定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左传》的有关记载。《左传》中没有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或者二十而娶，十五而嫁的事例。《左传》涉及具体婚龄的只有襄公九年。鲁襄公随晋悼公伐郑以后，由大夫季武子陪同，为悼公送行。悼公得知他年已十二，就说：“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季武子忙解释说，国君加冠，要有一系列仪式才行。回国途中，经过卫国，鲁襄公就在这个“兄弟之国”的祖庙里行了冠礼。

根据推算，鲁国国君的婚龄，桓公十八九岁，文公二十二三岁，宣公十四五岁，襄公十三四岁。卫、晋等国的国君，亦不见有三十以后成婚的。在鲁国国君中，只有鲁庄公的婚龄超过三十（三十七岁），是个例外。

其他阶层也没有严格遵循礼法上对结婚年龄的规定。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年五十死，那时孔子年七十。《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较为可信。颜路、颜回父子先后师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颜路的年龄稍小于孔子（《家语》说他少孔子六岁），可知其婚龄是二十多岁。

一些统治者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有时也强令人民及时婚嫁。《国语·越语上》载，越国被吴打败，越王勾践急于补充兵源，便下令说，男子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要被治罪：“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婚龄的大小，嫁娶的早晚，与家庭的贫富，财产的多寡有密切关系。国君十五而生子，就是由于财产众多而得以早娶。贫穷之家，衣食不保，无力备置聘金财礼，即使到了娶妻的年龄，也难以成亲。据《说苑·贵德》，齐桓公外出遇上一位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还自己料理生活。桓公问其故，老人回答：“我有九个儿子，因为家里穷都没有娶妻，我叫他们出去给人帮工还没回来。”桓公便将自己的五名嫔妃嫁给他的儿子们。管仲对桓公说：“如果您只给遇见的人以恩惠，那么齐国能够娶上妻子的人就太少了。”

至于什么年龄结婚最合适，古人已经从生理上有所认识。《大戴礼记·本命》、《白虎通·嫁娶》、《素问·上古天真论》都提到女子十四、男子十六而天癸至，然后精通；女子四十九、男子六十四而天癸绝，然后精绝。也就是说，男子十六、女子十四以后就可以结婚了。

降至汉代，早婚的现象更为严重，远比男三十、女二十的说法要低。汉昭帝八岁时即位。即位一个月，辅政大臣霍光、上官桀就为他立了皇后，是上官桀的孙女、霍光的外孙女，只有六岁。十二年后，昭帝去世，上官皇后也才十七八岁，仍未成人，但继承帝位的昌邑王还是尊她为太后。

汉平帝即位，只有九岁。王莽为了便于专权，就把女儿立为平帝的皇后。他女儿只有十二岁。王莽毒死平帝，另立只有两岁的刘婴为帝。当时平帝皇后不过十七八岁，被尊为太后。

曾对西汉后期政治有过重要影响的元帝王皇后（王莽姑母），十五岁左右便被献入朝廷，由宣帝选送太子宫。

东汉中后期，皇帝大都是幼年、少年登基，如和帝十四岁，安帝十九岁，顺帝十四岁，灵帝十四岁，因而选立的皇后年龄很小。

一般官吏和普通平民的婚龄也都比较小。“女圣人”班昭（曹大家）年十四岁就嫁给曹世叔为妻。乐府民歌《羽林郎》中，那个抗拒霍家豪奴冯子都调戏的酒家女子胡姬，十五岁就已有了丈夫。

同时，政府在法令上也鼓励早婚。汉惠帝六年（前189）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人头税，每算一百二十钱。按规定，人出一算，现在过了十五岁不嫁的女子，则要出五算，以示惩罚。可见，这是把十五岁作为法定的女子出嫁的年龄。男子的婚年没有明文规定，估计是二十岁或者更早。

汉代早婚，对封建皇帝来说，是为了早立皇嗣，延续帝统，维护宗法政权的稳定；对一些官僚士大夫来说，是为了向人们炫耀富贵，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名望；对下层百姓来说，则可借以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家庭生计。汉以后各时代的早婚，也大都出于以上目的。

汉宣帝时，大臣王吉曾上书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汉书·王吉传》）尽管王吉要求的婚龄只是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但他反对早婚的主张却是难能可贵的。早婚的施行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大大提高了婴幼儿的死亡率。汉代年轻早夭的皇帝很多。以东汉皇帝为例，寿命从十岁到二十岁的有三人，二十岁到三十六岁的有五人，寿命在四十岁以上的只有两人，即光武帝（六十二岁）和汉明帝（四十八岁）。

汉末以后，战乱不断，人口锐减，给加强军力、发展生产都造成了巨大困难。为了增殖人口，统治者除了不断迫使寡妇改嫁，还明令早婚。西晋泰始九年（273），武帝命令全国，“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在《晋书·列女传》中，严宪和龙怜都是十三岁就出嫁了。

对早婚的要求，南北朝时期沿而未改。南朝梁武帝丁贵嫔年十四入侍武帝，陈文帝沈皇后也是十余岁即纳入宫中（见《南史·后妃传》）。南朝民间的早婚情况大致与晋相同。

北朝更尚早婚。北魏道武帝十三岁就有了明元帝。在文成帝以前，诸王年十五便赐妻别居，其后更低。所以景穆太子十三年岁生文成帝，文成帝十五岁生献文帝，献文帝十三岁生孝文帝。孝文帝幽皇后、昭皇后分别在十四岁、十三岁，宣武帝顺皇后在十四岁进入掖庭。北魏之后，早婚之风愈演愈烈。东魏高澄（齐文襄帝）年十二娶魏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齐后主高纬十四岁生幼主高恒（见《北史》各本纪）。后主弟高俨被杀时，年十四，已有遗腹子四人（《北史·齐宗室诸王传》）。周武帝也在建德三年（574）下诏说：“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周书·武帝纪》）

到了唐初，才稍革早婚之俗。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州县申以婚媾，令其好合。然而皇宫内仍有早婚的情况。太宗文德顺皇后十三岁即入侍宫中。唐代中期更明确恢复了早婚的规定。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卷八十三等）。不过安史之乱后，婚姻受到战乱的影响，人们的实际婚龄大都推迟。白居易《赠友》诗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现象：“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民间婚姻耗费钱财，一般老百姓很难承受，贫困人家的子女更是望而却步。白居易《议婚》就说：“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

宋朝律令规定的婚龄，基本沿袭唐开元之制。但是，司马光《书仪》却把婚龄定为男十六以上，女十四以上。朱熹《家礼》与此相同，并成为明清时代制定法令的依据。当然，人们也没有绝对按这个规定嫁娶，女子的婚龄或许比十四岁要高。据《宋史·后妃传》，宋太祖为太宗选明德李皇后为妃，时年十六。辽、金人的婚龄也不是很小。《辽史·列女传》共收录五人，其中提及成婚年龄的有四人，耶律述妻十八而嫁，耶律中、耶律奴及邢简之妻均二十而嫁。据《金史·后妃传》，显宗昭圣皇后选入宫时，年二十三。又据《列女传》，聂孝女年二十三，适进士张伯豪。元代，嫔妃中有很多人，年幼时即入侍宫中，但在民间，十六至二十一而嫁，仍较为普遍。至于男子的婚龄，由于科举考场竞争激烈，进士名额有限，士人阶层往往因为备战科举而晚婚，也有因为治学而延误婚期。比如，富弼年轻时立志“未第决不娶”（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八），直到二十八岁登科才娶妻。许多读书人自觉地“以功名为心，意不在色”（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南宋人陈修登科时年过七旬，尚未婚娶，宋高宗就把宫女施氏嫁给他，时人戏为之语曰：“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之六）因家贫不能适时婚配的情况在普通士人阶层非常明显。例如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就详细记录：“先生年逾四十，家贫不娶，李丞相将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石介与弟子进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而欲托与子，是高先生之行义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于是乃许。”黄庭坚《刘咸临墓志铭》中的刘和叔，“以家难故，晚未娶，后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庶民嫁娶年龄，一依朱熹《家礼》。但《明史·列女传》提到的实际婚龄，最低是十四岁（蔡本澄妻），最高是二十四岁（玉亭县君），一般十七八岁。清因袭明朝旧制，然而在民间，早婚的现象却一直都很严重，这与满族婚俗不无关系。“满洲之早婚，在全国可居第一。男子生十三四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

古代礼法上的成婚年龄，以男高于女为通例。前人所谓男女婚姻各有其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礼记·礼运》），也以此为标准。

按照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礼制规定，夫妻间似应相差十岁。但婚姻又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行为，并不能仅仅依据岁数来定，还要考虑品德、相貌、财产、门第诸因素，所以前人又说：“男年二十以后，女年十五以后，随任所当，嘉好则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虽二十之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诗经·召南·摽有梅》）

尽管这样，夫妻年龄相差过大，仍被人们视为不正常的现象。老年男子娶了年轻妻子，人们称之为“枯杨生稊”，还用“一树梨花压海棠”来形容其夫妻生活。老年女子嫁与年轻男子，更是违反妻小于夫的通常之例，人们称之为“枯杨生华”，表示极其罕见。它有时还被当做耻辱之事。晋武帝为太子娶贾南风，时女年十五，太子二岁（《晋书·后妃传》）。明宪宗年十六即位，万贵妃已三十有五（《明史·后妃传》）。史籍记载这类事情，都含有讥讽的意味。在满族人中，“惯以年长之女子配少年之男子，十三四岁之男子，必娶十七八岁之女子。盖其目的，在望女子真事妇职母职，并为家庭之看护者也”。直到近代，我国还有许多地方流行娶长媳的婚俗。娶来的长媳固然可以利用来操井臼、持门户，为家里增添劳动人手，但这种女大男小的婚配，使得当事人生理上难以协调一致，造成终身痛苦，妻子怨叹青春空过，有时也会红杏出墙，干出婚外性恋之事，结果酿成奇案。清代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四就载有这样的故事。

古代夫与妾的年龄相差一般比较悬殊。男子纳妾，一是为了贪恋新色，一是为了生育子嗣，所以自然要选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子。古时所谓妾，不论是贵妾还是贱妾，年龄都比丈夫小得多。《周易·说卦传》有：“兑为少女，为妾。”《国语·郑语》说周厉王时，玄鼋“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龀，儿童换齿，即脱去乳齿，长出恒齿。旧说女七岁换齿）。可见，对妾来说，从七岁到十五岁，便已属于适婚年龄。有些王朝对一般百姓纳妾的年龄有所限制，如明朝限定庶人四十岁以上纳妾，从而使夫与妾的年龄相差更大。

另外，古代婚嫁也讲究同胞长幼之序。男的以出生次序婚娶，不得逾序；女的亦要以长女、次女、三女等次序成婚。否则，必须用特殊的形式或象征性行为来解除长幼颠倒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