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伏羲制嫁娶之法，“以俪皮为礼”。原始时代的人们重视渔猎，以兽皮为贵，男方向女方求婚，只要送上两张鹿皮就可以了。这算是传说中最早的婚礼。后来，在“以俪皮为礼”之外，又加了一条“必告父母”，即要征得父母同意，当事人双方决定婚事的权利渐趋消失。夏商时代，除了上面两条，还要“亲迎于庭”、“亲迎于堂”（《通典》卷五十八），反映出男性在婚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

到周代，婚姻更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男女双方的结合多是为了合二姓之好，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结婚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于是便出现了比较完整的婚姻礼仪。据《礼记·昏义》，当时婚娶有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实际是婚礼的六个阶段。

纳采，是男家请媒人提亲，女家同意议婚，男家再备礼向女家正式求婚。礼物为雁。或以为雁终生专一，用雁作礼物，象征着婚姻的和谐。问名，是男方在求婚后，托媒人问清女方的姓名和出生的年、月、日。纳吉，是男方在宗庙里占卜，看看双方结合吉凶与否。卜得吉兆后，再请媒人通知女方。这时双方才算正式订了婚。问名和纳吉所用的礼物仍为雁。纳征，又称纳币，就是决定婚约后，男方请媒人向女家送聘礼。礼物主要有三：一是玄 ，即用深红和浅红两种颜色制成的衣物；二是束帛，即一束（五匹长）帛；三是俪皮，即上面提及的一对鹿皮。请期，就是选择好婚期之后，请媒人备礼到女家，征得同意。礼物为雁。亲迎，就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车轿到男家，还要举行共牢合卺等仪式。共牢，即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共吃祭祀后的同一肉食，以象征自此以后夫妻尊卑相同。合卺，即新郎新娘各用一爿瓜瓢喝酒漱口，以表示自此以后夫妻相爱相亲。亲迎往往被视为婚礼的主要程序，有人甚至认为只有亲迎才算婚礼，以前的五项都是议婚、订婚的过渡性阶段。

“六礼”在《诗经》中均有反映，如《卫风·氓》中的“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即是纳吉时采用筮法以定吉凶的生动例子，而“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显然是对婚期的揭示。亲迎之礼，所见更多，其中最典型的是《大雅·大明》中周文王远途到渭水边的有莘部落去迎娶太姒。如《卫风·氓》的“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有女同车》的“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齐风·著》的“俟我于著乎而”、“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豳风·东山》的“之子于归，皇驳其马”，《大雅·韩奕》的“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等，都是描述亲迎的情景。

当然，在举行婚礼时，人们也不是刻板地分成六个程序。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聘问，随后又北上，“如齐纳币”，为晋平公聘娶齐景公的女儿。不久，晋平公就派韩须“如齐逆女”。这里的纳币，是将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等一块儿办了。另外，“礼不下庶人”，家境贫寒的下层百姓不可能也不愿意浪费资财来按照“六礼”婚嫁，就连身为大夫的叔梁纥也无视“六礼”，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了孔子。

婚礼中，媒人是男女双方议婚的中介人。媒又称媒妁。媒，指谋合二姓；妁，指斟酌二姓。或说男称媒，女称妁。《周礼·地官》提到媒人时说：“媒氏，掌万民之判。”《诗经·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后世又称媒人为“伐柯人”，称提亲为“伐柯”，称做媒为“执柯”。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嫁娶”条载：“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即指媒人说亲。《战国策·燕策》甚至说：“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社会上对媒人非常重视，往往将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并提。如果婚娶不用媒，一方面会受到人们的耻笑，另一方面也会使婚娶难以成功。《管子·形势解》说：“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还说：“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孟子·滕文公下》也说：“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礼记·曲礼上》讲得更明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当时天子娶诸侯之女，要让同姓诸侯的大臣做媒。诸侯娶女，也要以大臣为媒。普通平民的婚姻同样要请媒人撮合。《诗经·豳风·伐柯》就是描写一个男子请媒人吃饭，委托他介绍对象的情景。《卫风·氓》叙述一位姑娘告诉情人不能及时成婚的原因时说：“非我愆期，子无良媒。”有些媒人为赚取钱财或达到别的目的，往往采用瞒骗手段，两头说好话，引起人们的反感。《战国策·燕策》记载：“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可见媒人嘴，两头甜，古来如此。如《太平广记》记载的关于霍小玉的故事：“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说媒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民间的私媒，政府还设有官媒。《周礼·地官·媒氏》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管子·入国》载：“凡国都皆有掌媒。”后代也有官媒，称为媒官，或称媒互人。

婚礼的进行由主婚人主持。结婚者等级地位不同，也就有不同等级的主婚人。周天子地位最尊贵，主婚人一定要由同姓诸侯担任。周桓王娶后，以鲁桓公为主婚人。周惠王娶后，婚礼由虢、晋、郑三国诸侯主持（《左传》桓公八年、庄公十八年）。其他阶层也有固定的主婚人，如《公羊传》庄公元年说：“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周代以后，皇帝婚娶，一般自命特使，使其持节行纳采之礼。汉代皇帝嫁女，以同姓诸侯为主婚人。唐代皇子纳妃、公主下嫁，婚礼皆由亲王主持。

汉代婚姻仪式基本上依循“六礼”，但也不是完全按其程序办理。汉平帝立王莽之女为后，场面非常宏大，才不过进行了纳采、卜吉和遣使持节奉迎几项。《汉书·外戚传》记载，王莽决定把其女嫁给汉平帝，“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以礼杂卜筮，太牢祠宗庙，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宫……大夫歆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然而，汉代纳采等项所用的聘礼要远远超过周代。惠帝结婚时，彩礼中单是黄金就是两万斤。《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汉桓帝娶梁女莹，“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

刘汉政府正式制定婚礼是在平帝元始三年（3）。据《汉书·平帝纪》，这一年，光禄大夫刘歆等奉诏制定婚礼，规定：“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并马即俪马，也就是双马。

迎亲时看新妇，闹新房的习俗在民间已经出现。或以为此风气在《诗经》中已微有萌芽，《唐风·绸缪》讲道：“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陈子展《诗经直解》说：“《绸缪》，盖戏弄新夫妇通用之歌。此后世闹新房歌曲之祖，从来解诗者，不知其为戏弄新夫妇谐谑妬羡之辞。”《汉书·地理志》载，燕地（今河北北部）风俗“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东汉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泆于广众之中，置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有时甚至会因这种习俗闹出人命。“汝南张妙会杜士，士家娶妇，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全后汉文》卷三十八）。当时嫁娶争相奢侈靡丽的现象十分严重。

汉末以后，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婚娶已不可能依循“六礼”的规定进行，魏晋南北朝的太子纳妃，也都取消了亲迎的仪式。本来，按照礼制，新娘在共牢合卺的第二天拜见公婆，然后才算是与新郎完婚，成为夫妇。现在岁遇良吉，急于嫁娶，只得权为“拜时”之制。新娘用纱巾蒙住头，新郎揭去纱巾，随后拜见公婆，便成为夫妇，名为“拜时”，新娘称“拜时妇”（《通典》卷五十九）。

魏晋南北朝时期，看新妇，闹新房的习俗仍很盛行，几乎成为婚礼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梁书·徐漓传》说：“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东晋谢石娶诸葛恢之女，王羲之曾专门去看新娘。（《世说新语·方正》）据《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南朝齐武帝为河东王娶了大臣柳世隆的女儿，成婚之日，特地带领群臣去看新娘。在民间的婚礼上，人们可以与新人嬉笑打闹。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说：“俗间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可忍论。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酒客酗蒏，不知限齐，至使有伤于流血，踒折支体者。”

在北朝，还有打女婿的习俗。举行婚礼时，新娘家里的人和亲友，将新婿棒打一顿，有的是认真打，更多的是象征性地打闹一阵。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说：“北朝，婿至妇家，妇女毕集，以行杖打婿，至有委顿者。”也有的因这一习俗而成仇。《北史·后妃传》载，北齐文宣帝迎娶段昭仪时，昭仪的嫂子元氏按照民间习俗戏打文宣帝，文宣帝记恨在心，后又对昭仪的哥哥段韶说：“我将会杀死你的妻子！”元氏十分恐惧，躲藏在娄太后宫中，直到文宣帝去世后才敢出来。

唐代婚礼节目繁多，很有特色。纳采要用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这九样东西各有寓意，如胶、漆取其牢固之义；绵絮取其调柔之义；蒲、苇为心，象征可屈可伸；嘉禾，表示分福；双石之义在于双方心志专一而牢固。

按照“六礼”，纳征就是订婚，须有一定的文字记录。男方行过纳吉之礼，写好请婚之书送给女家，女家答书许讫，唐代称之为“报婚书”。男方收到婚书，再行纳征之礼，婚姻关系也随之确定下来。唐以后的“过细帖”、“相亲”、“插钗”以及“传庚”、“定亲”、“换帖”等，都与报婚书差不多，属于正式订立婚约。

婚书不仅是婚礼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双方婚姻关系的主要依据，得到政府法律的承认。婚书一旦送出，便要严格履行，不能反悔，更不能再与他人订约或成婚，否则即被视为违法。唐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等），或已受聘财而又反悔的，杖六十，婚仍如约。若更许他人，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的，女方退还聘财，同后夫的婚姻才算有效。唐以后各朝，也有类似的规定。

唐代亲迎之礼十分别致。出门前，新娘须梳妆打扮，并迟迟不出。于是男方前往催妆，并咏唱催妆诗，或由傧相代劳，或由新郎自为之。唐顺宗之女云安公主下嫁刘士泾，群臣推举陆畅为傧相，畅曾奉献宗诏作催妆诗两首，题名为《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诗云：“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踢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全唐诗》卷四七八）此外还有卢储的《催妆》“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鹰凤下妆楼”，民间也有深夜作催妆诗的习俗。明人吕坤《四礼疑》中云：“催妆，告亲迎也。”唐朝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北方（朝）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至女家），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可见，催妆是对北朝习俗的继承。司马光《资治通鉴》云“唐人成婚之夕，有催妆诗”。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亦云“北齐婚礼，设青庐，夫家领百余人，挟车子，呼新妇，催出来。唐因之，有催妆诗”。至宋代更有催妆词出现，如王昂《好事近（催妆词）》：“喜气拥朱门，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须脂粉涴天真，嫌怕太红白。留取黛眉浅处，画章台春色。”

新娘登上喜车启程，路上众人阻拦，索要酒食，使得喜车不能前行，称为“障车”。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婚礼》说：“障车之俗，盛于唐代，盖新妇车至中途，游人拥为戏乐，且邀酒食也。自天子嫁女，至庶民纳妇，莫不皆有障车。”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壻、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当时世风奢华，以障车婚俗繁盛为最，因而招来有识之士的弹劾。《新唐书·唐绍传》记载，唐绍上谏中宗说：“昏家盛设障车，拥道为戏乐，邀货捐资动万计，甚伤化紊礼，不可示天下。”睿宗时，障车之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睿宗曾下诏严禁，但终唐之世，这种风俗一直都在流行（《唐会要》卷八十三等）。障车婚俗勒索财物，给一些贪官可乘之机。他们打着障车的幌子，无耻地勒索财物。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安南都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索绫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而免。”障车婚俗发展到后来，变化成为一种社会陋习，成为滋生一些不法犯罪活动的温床，严重扰乱地方治安。唐代开元年间，民间就发生了一起为躲避障车婚俗而引发的血案。《太平广记》卷四九四载：“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

喜车来到男家，入门要“跨马鞍”。预先把马鞍放在门槛上，让新娘跨过，以表示夫妇安稳同载，白头偕老。这是受了北方鲜卑族习俗的影响。

新郎、新娘入室对拜，然后坐在床上，女左男右，一大群妇女就开始撒金钱彩果，叫做“撒帐”。宾客不论长幼，争拾钱果，相为戏谑。中宗景龙年间，荆山公主下嫁，中宗特别铸了一批梅花形，重六铢，文曰“长命守富贵”的“撒帐钱”。他还“敕近臣及修文馆学士拾钱。其银钱则散贮绢中，金钱每十文即系一彩条”（宋洪遵《泉志》卷十五）。“撒帐”之后，是“合髻”的仪式，新郎、新娘各自剪下一绺头发，绾在一起，作为信物。“合髻”之后，是共牢合卺的仪式。这时已出现了同牢盘和合卺杯。第二天新娘拜见公婆后，整个婚礼就结束了。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完整地记录了撒帐仪式的源流：“《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孙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守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两宋及明清时也有撒帐婚仪，如《东京梦华录》记此俗说：“男倒行出，面该相向，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入房讲拜，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还有一曲《撒帐歌》：“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画堂日日是春风。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垂，揭开便见姮娥面，输却仙郎捉带枝。撒帐南，好合情怀乐且耽，凉月好风庭户爽，双双乡带佩宜男。撒帐北，津津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月娥苦邀蟾宫客。撒帐上，交颈鸳鸯成两两，从今好梦叶维熊，行见珠蠙来入掌。撒帐中，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戏云簇拥下巫峰。撒帐下，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来岁生男定声价。撒帐前，沉沉非雾亦非烟，香里金虬相隐快，文箫金遇彩鸾仙。撒帐后，夫妇和谐长保守，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

到了宋代，婚娶仍以“六礼”为依归。但对于广大平民百姓，则因其程序烦冗，时加省略。据《宋史·礼志》载，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六礼”变成了纳采、纳吉、纳征、亲迎四礼。朱熹《家礼》又删去纳吉，仅剩三礼。明清时期基本上遵依《家礼》。

宋代的婚礼是非常隆重的，其中尤以亲迎为著。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迎亲前一天或当天早上，男方要到女家催妆，送去些冠帔、花粉一类的东西，供新娘化妆打扮。女方也要提前一天来男家装点洞房，悬挂帐幔，铺设被褥，称为“铺房”。迎亲那天，男方率引车子或花担子前往女家。花担子就是后来所说的花轿。女方负责招待宾客，送给他们彩缎，作乐催妆，让新娘上车或上轿。新娘上了轿车，轿夫、车夫们却不肯行动，坚持讨价还价，称为“起担子”，待要求满足方才动身。车轿到了男家，又有人拦着不让进门，吵着要吉利钱或其他物品，称为“拦门”。这与唐代的“障车”非常相似。新娘走下车轿后，还有“撒谷豆”的习俗，就是新娘快进门的时候，旁人拿着斗，盛上谷物、豆子、草节以及金钱、果子，咒祝一番，然后望门而撒，小孩们争相拾捡，据说是为了赶走守在门口的青羊等煞神，以求得吉利和太平。新娘“跨马鞍”后，走进当中悬挂帐幔的室内，称为“坐虚帐”；或者径入房中，坐于床上，称为“坐富贵”。送新娘来的女家宾客喝过三杯酒后匆匆离去，叫做“走送”。留下的宾客喝过三杯酒后，在中堂摆设床榻，上置椅子，称为“高坐”，新郎依次请媒人等上座饮酒。

接下来，新郎到床前请新娘出来“牵巾”，两家各出彩缎，绾成象征恩爱的同心结，男女各执一头、相向相牵而同行，先到家庙参拜祖先，然后回房。对拜结束，先是“撒帐”，再是“合髻”，然后拿出两只酒杯，用彩线连在一起，男女相互传饮，称为“交杯酒”。这一形式是由以前的合卺演变而来的。饮酒以后，将酒杯掷地，如果酒杯一仰一合，便认为是大吉，宾客对此表示祝贺。新郎答谢宾客，宾客重新入座，饮食尽兴后离去。第二天五更，“新妇拜堂”，即向置有镜台、镜子的桌子展拜，然后再拜见公婆和其他尊长亲戚，结束婚礼。

说宋朝婚礼，不能不提与它并存的辽朝和金朝的婚姻礼仪。辽（契丹）、金（女真）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保留着许多较为原始的习俗。《辽史·礼志》曾记载了辽朝皇帝迎娶皇后的仪式。仪式由负责皇族政教的惕隐主持。“惕隐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车至便殿东南七十步止，惕隐夫人请降车。负银罂，捧縢，履黄道行。后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却行。置鞍于道，后过其上。乃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随后还有“拜奥”之礼。奥，指房宅的西南角。“俟皇帝即御坐，选皇族尊者一人当奥坐，主婚礼”。“后族之长及送后者向当奥者三拜”。“当奥者与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终宴”。另外，“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辽史·公主表》）。

金人的婚姻礼仪更是别具风采。宇文懋昭《大金国志》记载，男方行纳币之礼，新郎要先到女家行拜门之礼，拜见新娘的父母，其亲属也要陪同前往。所带的酒食，少者十余车，多者达百余车，用以招待宾客。饮食过后，女家的人不论大小都坐在炕上，新郎则罗拜其下，称为“男下女”。行礼完毕，新郎牵来马百匹，少的也得十匹，交给新娘的父亲。新娘的父亲找人挑选，留下其中精良的，有十之二三。假若都不中选，即使新郎的坐骑，也得留下充数。女家以留马少为羞耻之事，而且还要根据马的数量来决定如何对待男方。当时新郎皆须行亲迎之礼，但“既成婚，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之后，他才能和妻子一块回家。离开时，女方家长要给他们一些嫁资，一般是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牝一牡。

金人中的贫穷之家，女儿到了婚嫁年龄，便在路上边走边唱，说明自己的家世、手艺及容貌，以申求侣之意。如果有的男子听后觉得合适，便把这女子领回家中，然后带上礼物，和她一起到女家，告诉她的父母，结为夫妻。由于同汉族频繁交往，辽、金人的婚姻礼仪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宋代婚姻礼仪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内容保留至明清时代，即使现在也还行之于某些地区。譬如“铺房”习俗。北宋以后，以“铺房”为名的婚俗依然存在。记述南宋都城临安风情甚为详尽的《梦粱录》，其二十“嫁娶”云：“（婚礼）前一日，女家先住男家‘铺房’：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方敢纵步往来。”司马光《温公书仪》对铺房风俗也有论述，不过是持批评态度的：“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床榻、蔫席、椅床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帐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世俗尽陈之，欲矜夸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态，不足为也。”

从周代开始，人们对婚姻节令，也作了大致规定。嫁娶一般选在秋末至初春进行。《荀子·大略》说“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就是说从霜降之时开始，可以迎娶新娘，到河冰融化的时候停下来。《孔子家语·本命解》亦云：“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亦有此说。《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和《汉书·食货志》都曾提到，农夫开春即散处田野，从事耕作，秋收后集中居住于村落之中。这时才有可能办理婚姻嫁娶。所以，《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说：“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姚际恒《诗经通论》说：“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农隙之际，故云‘迨冰未泮’。”再如《周南·关雎》言：“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中这对男女的结婚季节，正是荇菜成熟的秋天。另外“六礼”中屡以雁为礼物，而雁恰恰是秋天才来的候鸟。

不过，也有人根据《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的说法，认为阴历二月是婚姻节令。实际上，把中春之月看作一年中婚姻的尾期，或者说最后时限，意见就可以统一起来了。政府是以法令手段来督促人们赶紧嫁娶，以免影响春耕生产。《左传》中，周天子恪守节令，迎娶王后都是选在冬天和初春进行。又如，齐桓公迎娶共姬是在冬天，鲁伯姬出嫁宋国是在二月，正符合节令。

当然，不遵守上述婚姻节令的也大有人在。根据《左传》，鲁桓公娶齐女文姜，是七月派人迎接，九月回国。鲁文公娶齐女出姜，是在夏天完婚。晋平公续娶齐女，是五月间派人迎亲。后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逐渐打破固定节令，婚娶可以安排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