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文、金文中，“女”字字形是一个跪伏于地上的人，而妇字更是“从女，持扫帚洒扫也”（《说文》）。这反映出妇女的地位已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奴隶。

但周人灭商前，妇女还有一定的地位。太王之妻太姜、王季之妻太任、文王之妻太姒和武王之妻邑姜都曾协助其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为周族的繁盛、强大并最后推翻商纣的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列女传·母仪·周室三母》）。周王朝建立后，片面地总结了商纣王宠妲己而毁国的教训，认为女人是祸水。随着宗法等级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统治者越来越多地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限制、剥夺妇女的自由。在灭商战争中，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罪状的头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他借古人之口提出：“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他将妇女比作母鸡，以为母鸡不会在早晨啼叫。如果母鸡啼叫起来，这家必定萧条败落（《尚书·牧誓》）。此后周王朝几乎完全将妇女排除在政治之外，着力强调男女有别，男尊女卑。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鲁庄公夫人哀姜自齐入鲁，庄公让同姓大夫的妻子进见，进见时以玉帛为贽（礼物）。大夫御孙加以劝止，认为当时男子进见的礼物，大的是玉帛，小的是禽鸟，用以表示等级。妇女进见的礼物，不超过榛子、栗子、枣子、干肉以表示诚敬而已。鲁庄公让妇女和男子一样用玉帛做礼物，就是没有了男女的区别，也就是乱了国家的大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男女间的严重不平等。

周代妇女被约束在家庭生活的小圈子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妇女“无攸遂，在中馈”（《周易·家人卦》）。“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国语·鲁语下》）。“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经·大雅·瞻印》）。广大下层妇女地位就更低了。他们可以被作为礼物来馈赠。西戎曾强盛一时，对秦构成严重威胁，秦穆公便送给他们不少歌舞女子，以图边境的安宁（《吕氏春秋·壅塞》）。她们也可以被任意买卖。越王勾践伐吴前，与士卒约定，谁不按照军令进退，谁就会被处斩，妻子也要被卖掉（《国语·吴语》）。还有的妇女被当做帝王贵族的殉葬品。《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在芋尹申亥家里上吊自杀，申亥便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作为人殉，安葬了灵王。

周代中期以后，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遍及社会各阶层。《诗经·小雅·斯干》写道：“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女间的尊卑是多么分明啊！后来《大戴礼记·本命》更明确地说：“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周礼·天官·九嫔》也向妇女提出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郑玄说：“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应该指出，夫妻的“妻”，虽然用语中含有与夫齐同的意思，但只是对妾而言。如果不提及妾，“妻”与“妇”的意义相同。《礼记·丧服传》说：“夫者，妻之天也。”男尊女卑的观念经过不断积淀和内化，在人们（包括妇女）的心目中业已根深蒂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曾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作为治天下的规范（《韩非子·忠孝》）。

秦汉王朝建立后，推重礼法，褒彰贞节，借以实现齐肃家族、巩固政权的目的。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学说，把妻子置于丈夫的绝对统治之下。刘向编撰《列女传》，进一步强调“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班昭作《女诫》，明确阐述了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将以前零散、宽泛的束缚及压抑女性的理论系统化，更浓烈地毒害了广大妇女。妇女的地位一跌再跌。

东汉末年以后，天下大乱，思想的禁锢被打破，反映官方意志强调纲常名教的儒家经学受到冲击，高扬个体价值，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应运而生。由于民族融合，少数民族屡屡入居中原，其原始气息的犷悍风格，不重礼法的观念习俗，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切无不触动着绣楼闺阁中女性们的心扉。她们从心底发出破除礼法束缚、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并以实际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地位。

称呼语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的变化也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反映。例如“卿”，在家庭范围内使用，汉代本是丈夫对妻子的昵称，有尊于妇、贵于妻的特定含义。但是，到了魏晋时期，不少妇女以卿称呼丈夫。据《晋书·王戎传》，西晋王戎的妻子以卿称戎，王戎不高兴地说：“以卿称丈夫，于礼为不敬。往后勿要如此。”他妻子则反唇相讥：“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只好听之任之。从夫妻间称呼语的微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家庭中，妇女已经一反昔日“伏于人”的状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对依然歧视女性的男子，她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甘心服输，平等待己。据《世说新语·贤媛》，魏时许允妻阮氏、王公渊妻诸葛氏，都曾以似柔亦刚、不卑不亢的隽妙言辞，折服男权思想严重的丈夫，成为流传后世的美谈。“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靠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丈夫和家人的尊重，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社交活动是相当自由和公开的。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疾谬》中曾对当时的妇女生活有过较为详尽，同时也不无偏见的描述。他说：“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 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玮烨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畋渔。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怀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在传统观念相对浓重的北方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写道：“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

此时私通的现象也比较多，史不乏书，如刘宋宗室刘遐，为了私通其母亲的养女，居然残害母亲。史载：刘遐为“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疑遐潜加毒害，为有司所纠”（《宋书·宗室传》）。南齐萧昭业“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妻何氏择其中美貌者与交通。密就富商大贾取钱无数。既与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业独住西州，每至昏夜，辄开后阁，与诸小人共至诸营署恣淫宴。凡诸不逞，皆迭加爵位，许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号于黄笺纸与之，各各囊盛，带之肘后”（《魏书·萧道成传·附萧昭业传》）。萧昭业之妻甘愿与他人私通，其夫亦不干预。北齐尔朱兆之女小尔朱氏，“初为建明皇后。神武纳之，生任城王。未几，与赵郡公琛私通，徙于灵州，后适范阳卢景璋”（《北史·后妃传》）。小尔朱氏嫁给高欢后，产子并曾与人私通，依然还能再嫁人，可见当时确无贞洁观念可言。

同时，此时的妒妇也频频出现。南朝时，妒妇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应该说，妒妇的出现和被撰入典籍津津乐道，反映了当时女子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按照名教的理论，妻子应当支持丈夫纳妾，而此时的许多妇女不能忍受妻妾同处的境遇，为了取得对丈夫的独占权，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如“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他乳，遂死。郭后终无子”。又“谢安深好声乐，每次妓女相随，后颇欲立妾，而其妻刘夫人戒视甚严。‘兄子外甥？’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引虞通之《妒记》）。刘氏为自己妒忌而作的反诘很是有力和犀利。到唐代，也屡有记载，最著名的是《朝野佥载》卷三所载故事：“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瑰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任瑰之妻宁可喝毒酒，也决不允许丈夫置妾，即便是面对皇帝，也决不放弃初衷，堪为妒妇之首，当然也是维护自我的典型。

一个男子，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能唤起人们赏心悦目的感觉。脱俗的才情气质，漂亮的容貌举止，已经成为女性欣赏、赞美的对象。西晋时“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世说新语·容止》）。《晋书·王濛传》载，王濛“美姿容”，早年家中贫困。一次他的帽子破了，想到市场买一顶新的。一位上年纪的妇女很喜欢他的容貌，就送给他一顶新帽子。在大庭广众之中，许多女性，包括中下层女性，竟毫不顾忌周围的反应，向美貌异性表示好感，确实需要很大勇气。《世说新语·贤媛》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妇女于夜间偷看男子，不避嫌疑，本是违反礼法之事，而魏晋人却把她归于“贤媛”，还极赞韩氏的胆识及知人之能，可见彼时人见识之超拔。

清人章学诚说“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虽大节未失，而名教荡然”。谈到魏晋女性的地位变化，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使“名教荡然”的“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世称“咏絮才”的谢道蕴，出身东晋名门，是谢安的侄女，王凝之的妻子。一次，王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论玄理。道蕴发现献之将要败阵，便让女婢转告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随后前往客厅，隔着幔帐与宾客重新论辩，致使宾客无言以对。与谢道蕴同一时期的钟琰，是王浑的妻子，生儿子王济。一次，王浑和钟琰在庭院中闲坐，王济从他们跟前经过，王浑欣然对钟琰说：“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钟琰却笑着说：“假若让我和参军成婚，生出儿子来绝不会比王济差！”参军，是指王浑的弟弟王沦（见《晋书·列女传》）。家族宗法制度十分注重阃内阃外的治理，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女不言外”，“嫂叔不通问”。谢道蕴出谋划策为小叔子解围，钟琰当着丈夫的面以小叔子打诨，对传统道德来说，这的确是石破天惊的违礼行动。

魏晋时期对于女性才能的欣赏，同样也体现了当时女性地位的升高。《世说新语》收录了大量有关谢道蕴的事迹，她之所以名列贤媛，并非因为具有封建社会后期卫道者们所鼓吹的节烈，而是因为其超凡的才情、机智和风雅。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时人对她的雅评：“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济尼以“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分别形容谢道蕴和顾家妇，余嘉锡先生认为此评价“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这反映了魏晋人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更注重气质上的美。不言及其色如何，更关注其才若何，这本身也是对于女性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也表现出对幸福爱情的执著追求。婚姻本该是男女间爱情的升华和结晶，但封建宗法制度下男女双方的结合，是由于财富、地位的作用，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硬箍在一起的。当事人自己，特别是女子，却没有任何选择权。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青年男女顶着种种压力和非难，向钟爱的人倾吐钦慕之情，并终结伉俪。

晋初权臣贾充的小女儿贾午，爱上了父亲的僚属韩寿，就“厚相赠结，呼寿夕入”，连皇帝赏给贾充的奇香也偷偷当做信物送给了韩寿。贾充知道此事木已成舟，只得让女儿嫁给韩寿（《晋书·贾充传》）。到唐朝，李商隐还写过一首《无题》诗提及此事：“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明人陆采还为此写过一出戏《怀香记》，讴歌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魏晋南北朝的很多夫妻都是情深意长，这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其一即是悼亡题材诗歌的出现。西晋潘岳怀念亡妻的《悼亡诗》情深义重，其中有一句“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说夫妻一人先去，就像比目鱼的分崩离析。潘安的三首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李商隐曾说“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受潘岳的影响，后人写哀悼亡妻的诗多用“悼亡”为题。如孙子荆为妻服丧期满，作《悼亡诗》，王武子看后说：“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世说新语·文学》）此外，还有齐梁间诗人沈约的《悼亡诗》、江淹《悼室人诗》。延及唐代，元稹有《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共十六首悼亡诗，李商隐更有多篇佳构。宋代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广为传唱，直至清代纳兰性德也有多篇词作，不能否认这些都受到了潘岳《悼亡诗》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中一曲《上邪》令人荡气回肠：“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也反映了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百思缠中心，憔悴为所欢。与子结终始，折约在金兰”（《那呵滩》）。在南朝乐府民歌中，有对爱侣的热切追求，也有对爱情生活的沉醉和恋惜以及获得爱情后的幸福。北朝乐府民歌，不少也是表达男女恋情的，而且更为爽直、真切。“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夹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还有一些民歌反映了女子对于婚嫁的迫切要求。“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折杨柳歌辞》）

在当时，青年男女以各种方法表达对于爱情的坚贞固执。“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这首《作蚕丝》的作者极贴切地以蚕自比，甘愿为爱情付出自己的一切，坚信必有实现愿望的时候。《华山畿》则表现了一位以身殉情的女性对于爱情的珍重：“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关于这首诗，曾有一段离奇的故事。《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南朝宋少帝时，南徐的一位青年书生从宝华山（在今江苏句容）前往云阳，在客舍中遇一姑娘，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无由实现愿望，青年后因相思而死。临死前，他要求母亲让灵车从宝华山绕过。灵车来到姑娘家门口，拉车的牛怎么也不肯动。姑娘梳妆打扮了一下，走出家门，唱了这首歌，棺应声而开，她便跳入棺中，棺木再也无法打开。一对情侣就这样同棺合葬了。这个故事虽不可信，但其中女主人公的行为，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忠诚，也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纯真爱情的喜爱、赞赏。它是对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的有力批判。

当然，一些做家长的，也乐意成全子女与意中人成婚。西晋河东郡刺史徐邈为让女儿选一个如意郎君，便把手下未婚的官吏集中起来议事，让女儿躲在帘内观选。女儿看中王濬，徐邈就让女儿与王濬结了婚（《晋书·王濬传》）。刚登基的隋文帝杨坚，为给外孙女娥英择婿，特地下令让贵族子弟到弘圣宫去，每天多达上百人。娥英选中李敏。杨坚就批准他们成婚（《北史·李贤传》）。

秦汉时期，由于官方的奖励和刘向、班昭等人的宣谕，社会上对贞节的要求逐渐由宽泛变为严格。然而汉末以后，“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改嫁也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

曹操起用人才，不拘名节，即使“盗嫂受金”者也可尽一技之长。他本人对待再嫁问题就很开明。临终前，他曾嘱咐妻妾们：“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曹操之子曹丕的第一个夫人甄氏本是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袁氏败亡后，被曹丕娶去，曹操对此也表示支持。孙权的两个女儿鲁育、鲁般，先分别嫁给周循和全琮。周、全二人死后，她们都另外嫁了人。有些妇女还想尽各种办法达到再嫁的目的。据《南史·徐聿之传》记载，徐孝嗣的父亲徐聿之死时，母亲正怀着孝嗣，想另嫁人，怕生了孩子不好办，便故意从床上滚到地下，又拿棒槌戳自己的肚子，还服用了打胎药，但始终打不下来胎，后来只得生下孝嗣，并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遗奴。

社会上也改变了对女子从一而终的要求，视再嫁为自然平常之事。据《世说新语·伤逝》、《世说新语·假谲》，东晋诸葛恢之女文彪，在丈夫庾会死后守寡。诸葛恢多次劝说文彪改嫁江虨；还写信给庾会的父亲庾亮，征求意见。庾亮很通情达理，复信说：“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文彪改嫁后，江虨对她不加歧视，二人相互敬重，感情很好。又据《陈书·徐陵传》，徐孝克家中贫困，又遇上侯景之乱，便逼着妻子臧氏另嫁人，自己也当了和尚。后来侯景之乱被平定，臧氏在后夫死后，便主动去找徐孝克，徐孝克“于是归俗，更为夫妻”。

由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用于军事和生产的人口大为减少。为增殖人口，统治者也常常用行政命令迫使寡妇改嫁。曹魏时曾多次征集各地寡妇，配给军士。南北朝时继续采用这种办法。北齐神武帝先是下令释放芒山俘虏，让民间寡妇和他们婚配，后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多人以配军士。周武帝也曾诏令地方官吏督促鳏寡婚嫁。另外，南朝和北朝，在政权更迭时，后继者往往安排前朝的后妃、公主等改嫁。东魏孝静帝高皇后，魏亡后改嫁杨愔。北齐后主斛律后，齐亡后改嫁元仁。

统一的隋唐王朝，婚姻生活也较为开放，妇女的地位仍然较高。杨隋、李唐皇室都与拓跋鲜卑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婚俗方面一直保留着某些原始遗风。同时，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熏习，冲淡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直到唐代中期，社会上对妇女的礼法约束都是很轻很弱的。唐代女性敢于追求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宰相李林甫有六个女儿，长得都很漂亮。不少皇亲国戚来求婚，李林甫总不答应。后来“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缦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又据《太平广记》记载，进士卢储投卷李翱，李翱十五六岁的女儿无意中读了卢储的文卷，对人说：“此人必为状头。”李翱一听颇为奇怪，就让宾佐到邮舍，把女儿的话告诉了卢储，并选择他做了女婿。可见贵族女子在父权允许的条件下，有可能选择意中人。

在中下层社会，女子更是注重爱情，通过自由恋爱结为夫妻的现象屡见不鲜。姑娘晁采小时候与邻居家的男孩文茂“约为伉俪”。到代宗时，二人都长大了，文茂常“寄诗通情”，甚至“乘间欢合”。晁母得知此事，不仅没生气，反而说“才子佳人，自应有此”，把女儿嫁给了文茂（《全唐诗》卷八○○）。《幽明录》载，一小伙子见卖胡粉的姑娘长得漂亮并喜欢上她，就天天到市场上买胡粉。姑娘问他：“君买此粉，将欲何施？”他回答：“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姑娘大为感动，便以身相许，终成眷属。这些故事，充满了浪漫色彩，洋溢着真挚感情，完全没有父母之命和金钱诱惑的影子。唐代传奇小说中也有不少作品塑造了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女性形象，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离魂记》等。《华州参军》中，崔氏被迫嫁与表兄之后，大胆与柳生私通，至死不渝。《贾人妻》中，贾人妻始终不忘仇恨，但是偶遇王立，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便与之结婚生子；报仇后，为逃避追捕毅然离开王立；为彻底斩断情缘，又果断杀死亲生儿子。这些女性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受制于三纲五常的闺阁女子，在她们的行为中更多地灌注了自我利益，家庭包括丈夫和儿子不再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她们有个人的价值目标，为了实现个人的幸福执著追求，甚至不惜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唐代以纯洁爱情为题材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在爱情上，她们表现得极为主动、大胆。《聂隐娘》中，“磨镜少年及门”，聂隐娘立即告诉父亲，大胆说出这样的话：“此人可与我为夫。”《昆仑奴》中，红绡在送崔生出门的一瞬间，用“立三指”、“反三掌”主动盟约；崔生赴约，她“跃下榻执生手”，大胆表白：“所愿既中，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情感何其热烈。同时，唐传奇中也体现了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如《李娃传》中，李娃倾其资产救助被亲人遗弃、病困街头的荥阳生，在他功成名就时却主动离开，表现的是不求回报、救人困苦的善良和仁爱。而《虬髯客传》中，红拂慧眼识英雄，天下大乱之际，看杨素骄横跋扈，虽“权重京师”，却是“尸居余气”，于是毅然投奔胸怀抱负却尚为贫士的李靖，表现出坚决果断的刚毅和正气。

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以前，离婚、再嫁颇显容易。唐律允许“和离”，对妇女离婚和改嫁没有进行约束和限制。离婚固然以夫方提出者居多，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为丈夫犯罪而要求离婚的。《旧唐书·列女传》载，隋黄门侍郎裴矩的女儿嫁给李德武为妻。结婚一年，德武被判罪发配岭表。于是裴矩“奏请德武离婚”。有因本家有故而要求离婚的。据《旧唐书·列女传》，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字碎金，其父因病失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有因丈夫患病而要求离婚的。据《旧唐书·武宗纪》，右庶子吕让的侄女嫁给左卫兵曹萧敏，生下二男，后“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还有的民间女子因对婚姻生活不满意而提出离婚。如颜真卿任临川内史时，有个读书人名叫杨志坚，家境贫寒，常常断炊。杨志坚的妻子受不了这种苦，请求离婚，得到颜真卿的批准（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元和年间，户部尚书李元素因出妻不当而停官。据《旧唐书·李澄传》：“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朝廷虽依礼维护了李元素的出妻决定，但同时，又依照法律规定，对李元素没有履行报与妻族、书写文书等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了惩罚，停官，责令加给女方以钱物。这样的惩罚应该是很重的。

当时妇女再嫁的很多。隋文帝的女儿兰陵公主，先是嫁给王奉孝，奉孝死后又嫁给柳述（《隋书·列女传》）。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包括唐高祖的妹妹在内唐代公主共201人，其中未及结婚而死的31人，当道士不婚的9人，另有40人是否成婚不明，曾经婚嫁的是121人。在婚嫁的公主中再嫁的有30人之多，占了近1/4（《新唐书》载二十七人，另有顺宗西河公主，先嫁沈翚，后嫁郭铦，见《郭子仪传》；《册府元龟》另载睿宗凉国公主、代宗楚国公主也曾再嫁）。再嫁者中，有四人是三嫁，分别是高宗、中宗、玄宗、肃宗的女儿。再嫁的原因，主要有丈夫（驸马）自然死亡和因政治原因被处死、流放两种。

在当时人看来，再嫁也是合乎礼仪的。楚王李灵龟死，其妃上官氏服丧。服丧结束，哥哥们劝她说：“妃年尚小，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就连一向讲究礼法的山东名族，也没有把再嫁视为羞耻之事。如山东著姓卢氏，嫁崔绘为妻，“绘早终，卢年少，诸兄欲嫁之”，“卢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诸兄不之拒”（《旧唐书·列女传》）。据《大唐新语·公直》，魏元忠儿子魏升娶荥阳士族郑远的女儿为妻。魏升后为乱兵所害，元忠也罪入牢狱。“远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

唐代男女关系比较自由随便，上层妇女特别是后妃、公主常常享有与男子对等的婚外性恋，不少人置有面首。社会上一般妇女私奔、淫通之事也不乏其例。如许敬宗以侍婢为继室，而其子许昂则与其私通不绝（《旧唐书·许敬宗传》）。郎中裴珪妻赵氏，常与合宫尉卢崇道私通（唐张鹭《耳目记》）。

此外，唐代歧视妇女的观念也显得较为轻淡。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而且在中宗、睿宗等朝，女子在社交场合，在文苑艺坛乃至政治舞台，都非常活跃。如中宗的昭容上官婉儿，就是名冠一时的女诗人。“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成讽诵之”（《旧唐书·后妃传》）。社会上也涌现出一批以诗著称的才女。同时，武则天女太平公主、韦后女安乐公主及其他公主，都开府置官，与亲王一样，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许多女子走出闺房，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读书习文，骑马击球，几乎与男子无异。

武则天对唐代妇女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做过很大努力。高宗以前的礼法规定，子为父服丧三年，为母服丧一年。武则天为此深感不平，曾上表高宗，“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高宗诏准。但此制高宗时并未实施，武则天称帝后才正式颁行（《旧唐书·礼仪志》）。武则天称帝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她当政期间的一些措施，又为唐代妇女提高社会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还应看到，魏晋隋唐女性的社会生活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有其消极的一面，体现出封建时代妇女普遍具有的两重性格，即在传统礼教禁锢下的沉重精神负担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极力追求。当时争得较高地位的女性大多出身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上层家庭。由于这些家庭财富多，职权重，宗法观念更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也更加明显。中上层女性和其他女性一样受男性特权束缚，终生禁锢家中，成为富贵囚徒，故而有着与下层女性同样的抗争意识。而且，中上层女性一般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学说，她们的斗争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中上层女性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她们与本阶层男子一起压迫包括下层女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她们的斗争目的仅限于从本阶层男子手中分享更多的权益，实现不完全的男女平等。

在下层社会，由于生活艰难，妇女不同程度地参加生产劳动，男性特权比较弱一点，但受家族宗法观念和男尊女卑传统的影响，加上男女在经济上的不同贡献，也形成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下层女子还与本阶层男子共同遭受中上层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沦为妾妓、奴婢的下层女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遭遇更苦，反抗意识也更强。下层妇女是争取男女完全平等斗争的主要力量。不过下层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没有文化知识，因而缺乏新的思想意识，缺乏主动性和自信心，她们的斗争在魏晋隋唐时期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社会影响，地位也没有很明显的提高。

宋代以后，随着宗法制度和贞节观念的强化，广大妇女再度沦为男性特权的牺牲品，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彻底跌落。当然，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新调别弹。清代乾、嘉之时，袁枚不顾时人取笑，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和缠足的陋习，并坚持招收女弟子进行教育。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席佩兰，有歌行体诗《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为安慰丈夫科举不中而作——“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待制科一代名为标。夫子学诗杜与李，不雄即超无绮靡。高唱时时破碧云，深情渺渺如春水。有时放笔悲愤声，腕下疑有工部鬼，或逞挥毫逸兴飞，太白至今犹未死……”这是以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为说，盛赞丈夫的艺术才华。清代中后期，一些进步人士开始关注妇女的遭遇。《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在小说中批评缠足、娶妾等陋习，认为女子和男子先天的才智是相同的，鼓励她们受教育和从政。龚自珍等人也都对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进行过抨击，但在当时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这些同情和关心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命运。作者在作品中极力展现自己的理想，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男子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被穿耳缠足。作品中洋溢着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美好理想。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刻画的杜少卿形象也很是独特。他大胆质疑朱熹对《诗经》的解说，认为《溱洧》“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女曰鸡鸣》是提倡独立自主，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也是尊重女性的典范，笃于夫妻情爱，反对纳妾：“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虽然这些话或多或少还是受了些封建观念的影响，但也算得上石破天惊了。其妻沈琼枝原是书香门第出身，曾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作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度日。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但杜少卿却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当然，这些都是吴敬梓借杜少卿之口传达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