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牌坊已成旧时代的遗物了。关于它，可以诉说无数辛酸、悲楚的历史故事。

根据现有资料，树立贞节牌坊一事始于明代，但要探寻其滥觞，则可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贞节牌坊的出现，是贞节观念逐渐明确的结果。所谓贞节，就是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父权制确立后，妇女地位不断低落，婚姻也开始由父母之命、婚妁之言来决定。然而，氏族社会婚姻生活的流风余韵至周代还很浓重，《诗经》中不少乐歌反映了当时“会男女”的习俗。如《郑风·溱洧》写的就是郑国溱水、洧水一带春月会合男女的情景。《周南·汉广》中提到的“游女”，即春日出游于水滨的年轻女子。另外还有《召南·野有死麇》、《鄘风·桑中》等许多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除郑地上巳祓禊节外，尚有卫地之桑林祭，陈地之巫风舞等习俗，均为士女欢会择偶的良机。除了《诗经》，其他文献的记述也都表明，周代男女恋爱择偶尚有一定自由，男女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楚辞·招魂》谈到楚国风俗时说：“士女招坐，乱而不分些。”据《吕氏春秋·先识》及其高诱注，中山之俗，“男女切倚”，“夜淫不足，续以昼日”。《史记·滑稽列传》也提到，齐国“州闾之会”时，男女杂坐，互相招引，“行酒稽留”，待日暮酒阑，便合尊促坐，同席共枕，“罗襦襟解”。

不仅当时民间习俗如此，而且政府还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使之合法化。《周礼·地官·媒氏》说：“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当时对妇女的贞节要求，比后世要宽松得多，这也可以从《左传》中的史实得到印证。郑卿祭仲之女雍姬得知其夫奉君命将暗杀其父，非常痛苦，不知在父与夫的生死斗争中站在哪一方，就请教其母“父与夫孰亲”，其母答道：“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雍姬遂向其父告发了丈夫的阴谋，其父先发制人，杀死了其夫（桓公十五年）。“人尽可夫”的思想显然是与贞节观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例子不仅一例，又如齐国的卢蒲姜觉察到其夫卢蒲癸将有不利于其父庆舍的行动，便机智地从丈夫口中探知事情的内幕，随即设法向其父告密（襄公二十八年）。齐悼公即位之前曾出亡鲁国，娶了鲁大夫季康子的妹妹季姬。齐悼公回国即位后，季姬与叔父季鲂侯通奸。齐悼公派人来迎接季姬，季姬已把奸情告诉了季康子，所以季康子不敢把季姬交给悼公。悼公大怒，领兵攻打鲁国，占取了两座城邑。数月后，齐、鲁通好结盟，齐国派人把季姬接到齐国。齐悼公由于宠爱季姬，把占领的两座城邑也归还给了鲁国（哀公八年）。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与宋朝私通。卫灵公为了南子，特地召来宋朝让他们相会。宋国的百姓为此编了顺口溜：“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瑕？”意思是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种猪？”可见南子的奸情路人皆知，但卫灵公不仅不以为耻，而且帮着妻子和奸夫牵线搭桥（定公十四年）。《左传》所载奸乱淫通的事件还有很多。

并且，《左传》中记载妇女改嫁事也很多，不但夫死可以改嫁，夫未死也可以离婚、再嫁。陈国大夫夏徵舒的母亲、郑灵公的女儿夏姬，第一个丈夫子蛮死后，嫁给御叔，御叔不久也身亡。寡居时，她与陈灵公和大夫孔宁、仪行父通奸。楚庄王攻灭陈国，见夏姬漂亮，便想把她纳入后宫，大夫申公巫臣劝止，庄王只得作罢。楚将子反又想娶夏姬，因申公巫臣再次劝阻而未成。于是庄王便将夏姬给了连尹襄老。连尹襄老不久战死，他的儿子黑要又和夏姬私通起来。后来，一再劝说别人不要娶夏姬的申公巫臣，却设计与夏姬离楚赴郑，聘夏姬为妻，并一同前往晋国，在晋国当了邢地大夫（宣公十年等）。卫国大叔疾已娶了宋女及其妹妹，后因卫乱出亡，孔文子要大叔疾出妻，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大叔疾再娶之后，又把前妻的妹妹叫回来。孔文子很生气，把女儿夺了回来。到大叔疾的弟弟被立为卫君（卫出公），卫国人同时让他娶了孔文子那个曾嫁给大叔疾的女儿（哀公十一年）。

当时政府还设有主管鳏夫寡妇再娶再嫁的机构。《管子·入国》说：“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可见当时妇女再嫁被视为正常的事，并没有受到限制。

但是，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名教礼法的不断增重，周代后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守节开始被定为妇女应该恪守的道德教条。《礼记·郊特牲》说：“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齐，应读为“醮”，是指夫妻在婚礼上共同喝干一杯酒，此后妇女终身就不能再嫁。丈夫死了，妻子还要守节。在当时的礼法中，“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非常重视礼法建设。他是在消除各国宗法势力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大业的，然而他并未丢掉传统的宗法观念。《史记·礼书》说：“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为了实现尊君抑臣的目的，秦始皇继续强化宗法制度，维系父系血统的继承权。要保证父系血统，就要重视女子的贞洁，保守女子的节操。当时还要求男子行义，反对淫欲，但又认为男子的淫欲，是由女子不讲贞节造成的，要从讲究贞节入手，防止男子淫欲。于是社会上的贞节观念开始明确。

据《史记·货殖列传》，巴邑一位名叫清的寡妇，能守先人之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秦始皇重视贞节，主要反映在他所立的几块刻石中。泰山刻石说：“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会稽刻石更进一步提出：“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 ，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顾颉刚先生在《秦始皇帝》中曾解释说：谓女子不可改嫁，均应以廉正之寡妇清为师，故曰“咸化廉清”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会稽之地因越王勾践提倡早婚，设置官妓，风俗比其他地方更为淫泆。秦始皇立会稽刻石，与此不无关系。

由于统一大业初成，秦始皇还没有力量把贞节问题搞得很完善、很彻底。秦代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贞节观念，这种完整系统的贞节观念，是在秦以后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强化，逐步确立起来的。

代秦而起的刘汉王朝，尊崇儒术，推重礼法，继承了秦代褒奖贞节的传统，并出现了官方正式褒奖贞节的事情。西汉神爵四年（前58），汉宣帝诏赐贞妇顺女帛（《汉书·宣帝纪》）。元始元年，平帝下令每乡推举一名贞妇，免除其赋税徭役（《汉书·平帝纪》）。王莽摄政时，“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东汉时，在贞节问题上，《白虎通义·嫁娶》论述曰：“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安帝又进一步旌表贞节。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119），“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顺帝于永建元年（126）正月颁布诏令：“赐贞妇帛，人三匹。”（《后汉书·顺帝纪》）桓帝于建和元年正月颁布诏令：“赐贞妇帛，人二匹。”（《后汉书·桓帝纪》）上行下效，河东太守杜畿“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勉之”（《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梁相袁涣也“孝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三国志·魏志·袁涣传》）。由于朝廷旌表，社会上也遵从圣意，开始以贞节作为判断妇女言行的标准之一。成帝时，刘向编撰《列女传》，其中的《贞顺传》和《节义传》，收录了十余名节烈妇女，约占全书人物的百分之十，以此作为妇女节操的典范。东汉早期，班昭著《女诫》，明确提出了“从一而终”的要求，认为“夫妇之好，终身不离”。她称引古代礼法，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并且把丈夫比作天，指出“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主张妇女应“清闲贞静，守节整齐”。东汉后期，郑玄又进一步强调，“妇人无外事，惟以贞信为节”（《诗经·卫风·氓》郑笺）。

秦汉是贞节观念由宽泛到严格的一个过渡时期。秦朝重视贞节，但社会上贞节观念还是很淡薄的。秦简《法律答问》记录了许多奸淫案件，例如“臣强与主奸”、“同母异父相与奸”、“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等，可见当时男女交往相当自由和随便。

汉代社会对妇女离婚再嫁也是默许的，无人制止，也有人愿娶，并不认为是什么可耻的事。除了西汉以来广为流传的文君夜奔的故事，朱买臣的婚姻故事也很有趣。朱买臣是武帝时人，早年家中贫困，靠打柴维持生计。妻子受不了这种苦，提出离婚。买臣挽留她说：“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子不听。买臣就让她去了。妻子和别人成婚后，还多次周济买臣。过了几年，买臣当了太守，路上遇见故妻夫妇，便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官舍。一个月以后，故妻感到懊悔，就自杀了（《汉书·朱买臣传》）。其他如陈平娶到的妻子，是“五嫁而夫辄死”的阳武户牖富人张负孙女。外黄富人之女在离开“庸奴”之夫后，改嫁张耳。

东汉社会对再嫁仍然看得很淡薄。如才女蔡文姬三次嫁人，先嫁给卫仲道，后嫁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再嫁董祀，并没有受到轻视和非议。据《后汉书·宋弘传》，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寡居，光武帝主动帮她挑选新夫。公主喜欢上大司空宋弘。光武帝召见宋弘，称引民谚“贵易交，富易妻”，并指出这是人之常情，以此说服宋弘。可见，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将妇女再嫁视为一般之事。两汉至三国时期，娶寡妇之事也屡见不鲜，如汉高祖刘邦之薄姬，原是魏王豹的妻子。汉攻魏，豹被杀后，高祖遂“有诏纳后宫”。汉景帝的王皇后在入宫之前，曾嫁给金王孙，算命的说她可以当皇后，她的母亲便执意逼她离开金家，把她送入宫中，后来生下了汉武帝刘彻。其母亲臧儿也是先嫁王氏，后嫁田氏。东汉末年，鼎立天下的三国开国皇帝，都曾娶过寡妇。曹操多次纳寡妇：董卓之乱后，张济之侄张绣率众投降曹操，时张济已死，“太祖纳济妻，绣恨之”（《三国志·魏志·张绣传》）；何进死后，其儿媳“尹氏，为太祖夫人”（《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曹操包围吕布后，关羽屡次向曹操请求娶秦宜禄前妻杜氏为妻，曹操“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三国志·魏志·明帝纪》）。魏文帝曹丕在平定冀州之后，见袁熙的妻子甄氏“颜色非凡”，遂“纳后于邺”（《三国志·魏志·后妃传》）。刘备之穆夫人，原为刘瑁妻。刘瑁死后，穆氏“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于是纳后为夫人”（《三国志·蜀志·二主妃子传》）。吴主孙权之徐夫人“初适国郡陆尚。尚卒，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妻”（《三国志·吴志·妃嫔传》）。这种再嫁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孔雀东南飞》描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离婚后，很快就有人求婚：“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而且婚礼准备也很是隆重：“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汉代的一些法令也要求妇女改嫁。据《汉书·晁错传》，汉文帝时，晁错上书，提出劝募内地百姓迁徙到北方边塞地区屯垦守边，并建议“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文帝以及元、成、哀、平帝等，都曾允许某些后宫女子再嫁。为了使官奴婢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王莽曾命令有关官吏“易其夫妇”，就是让他们中间夫妻失散者重新配合。曹操甚至自己允许其妻妾在自己死后再嫁，“常以语妻妾，皆令深得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这的确不同凡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严重的分裂、混乱时期，儒家经学受到冲击，纲常名教遭到贬斥，妇女的地位一度提高，改嫁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一时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而每当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各统治集团，包括汉化少数民族统治集团，都要起劲地表彰节烈，企图让人们像妇女守节那样效忠于自己，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所以这一时期的贞节观念显得颇为复杂，若从保守的一面来看，贞节观念在前代的基础上似乎愈益增强。

当时的某些统治集团和儒家思想家依然鼓吹贞节。西晋潘岳在《答挚虞新婚箴》中侈谈“膏不厌鲜，女不厌清”。裴頠和张华都曾作《女史箴》，极重贞操，主张“妇德尚柔，含章贞吉”，要妇女“婉嫕淑慎，正位居室”。不少女子仍然受着传统观念的毒害，演着一幕幕历史悲剧。前赵时，陕县（今属河南）一位女子，“不知姓字”，十九岁死了丈夫，但依然“事叔姑甚谨”。“其家欲嫁之，此妇毁面自誓”，坚决不从。后被诬致死。前赵皇帝刘曜追谥她为“孝烈贞妇”（《晋书·列女传》）。

南朝出了不少烈女。梁时，有一个姓王的女子，嫁给卫敬瑜为妻，十六岁死了丈夫，父母、公婆劝她改嫁，她“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地方官嘉其美节，为她建造了门楼，题曰“贞义卫妇之阁”（《南史·孝义传》）。还有个叫万晞的妇女，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也没生孩子，但她很孝敬公婆。父母强迫她再嫁，“她誓死不许”，太守“赐以束帛，表其节义”（《梁书·止足传》）。

北朝也很重贞节。北齐大臣羊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嫁”。北魏太和年间，羊家曾于兖州（今属山东）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住在寺内。为此羊烈常标榜自己家族“男清女清”，“百代传美”（《北齐书·羊烈传》）。

隋唐时期，妇女仍拥有一定地位，改嫁较为自由。唐太宗为增加人口鼓励鳏寡者再婚，如贞观元年二月诏：“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通典》卷五十九《礼·男女婚嫁年纪议》）《新唐书·太宗本纪》说：“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但是随着政治危机的日益加重，随着士族势力的重新抬头，从唐朝中期开始，为了适应士族对婚姻的要求，并从礼法上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帝王也注意提倡贞节，还通过政令限制妇女再嫁。穆宗时，襄阳公主淫乱事败，便被“幽禁于宫中”（《旧唐书·李宝臣传》）。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宣宗曾下诏说：“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翻检《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自代宗以后，不言有再嫁者。这固然与后半部分传文简略有关，但是代宗以后诸帝公主共有112人，传中只字未提再嫁事，除了客观上再嫁者甚少以外，只能说明这一时期开始注重名节，妇女再嫁已经受到约束。相对来说，受约束更多的主要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妇女，不得改嫁的主要是皇室女性及命妇。隋朝规定“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隋书·高祖纪》）。唐朝规定：“自今以后，先降嫁公主县主，如有儿女者，并不得再请从人；如无儿者，即任陈奏，宜委宗正等批准此处分。”（《唐会要》卷六）宋、辽、元、明时期也往往都有这种针对上层女性再嫁的限制，上层女性因其夫的权势而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所以必须为之守节。

唐德宗时，才女宋若华（一作莘）著《女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女子”，并以“贞节柔顺”为中心内容。她说：“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她提出，丈夫不幸早死，应服丧三年，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殷勤训后。比起班昭《女诫》，《女论语》中守节的调子明显增强了。

这一时期，从一而终的贞妇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推崇。孟郊曾写诗赞扬贞妇，如《烈女操》说“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去妇》称“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比孟郊略晚的白居易则从批判的角度，在《妇人苦》一诗中揭露了当时丈夫死后，妇女要守节的不平等现象：“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容。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慨叹妇女悲惨命运的还有一首《蜀路石妇》：“道傍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宁。其妇执妇道，一一如礼经。晨昏问起居，恭顺发心诚。药饵自调节，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俨然整衣巾，若立在闺庭。似见舅姑礼，如闻环珮声。至今为妇者，见此孝心生。不比山头石，空有望夫名。”

由于以贞妇作为判断妇女善恶的重要依据，恪守贞节，从一而终，成为大多数女子的共同心态。不少中毒很深的妇女，甘心为封建贞节观念殉葬。有些被弃女子，不愿再嫁，还要为故夫死守。一些年轻丧夫者，则为得一个“节妇”的虚名而终身守寡。据唐代张鹫《朝野佥载》卷三载，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当时只有十八岁的李氏一直守志寡居，布衣蔬食六七年。后来常在夜里梦见一个男子求婚。李氏悲叹说：“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不衰故也。”于是她拔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身灰面。从此便没有再梦见求婚男子。李氏因而得到官方称赞，郡守旌其门闾。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列女传》说：“女子禀阴柔之质，有从人之义。前代志贞妇烈女，盖善其能以礼自防。”成书于宋朝的《新唐书·列女传》说：“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由之可见彼时人们的贞节观念。

五代以后，人们又用缠足来约束广大妇女。“步步金莲”的故事标志着妇女缠足的开始。南唐后主李煜的一个宫嫔名叫窅娘，美丽善舞。后主命人以金子为材料，制作了一朵六尺高的莲花，让窅娘用帛缠足，纤巧弯曲如新月，再套上白色的袜子，然后在莲花上起舞，轻盈回旋，飘飘然若水仙乘波一般。

宋太祖灭了南唐，但缠足的发明被保留下来，并得到推广。女子畸变了的又小又尖又弓的“三寸金莲”，已经作“掌上看”了。元朝时更有人拿妓鞋行酒。明顾元庆《云林遗事》说：“杨廉夫耽好声色。一日与倪瓒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座客传饮，名曰鞋杯。倪素有洁癖。见之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到了明清时代，竟出现了“拜脚狂”的风气，“三寸金莲”成了女性美的重要标志。当初李后主发明妇女缠足，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把妇女当成玩赏的工具。后来人们在无形中发现，妇女缠足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以免她们离家外出，参与社交，发生淫荡之事。缠足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肢体遭到摧残，精神也备受压抑，使她们更加依附和顺从男子，成为男性特权的牺牲品。

就贞节观念而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逐渐明确和严格的趋势。但即使到宋代特别是北宋初期，妇女改嫁的现象仍是屡见不鲜。范仲淹的母亲曾改嫁朱姓，仲淹也曾改名朱说，做官以后才又改回姓范。遇上皇帝恩赐，他也还总是先分给朱姓子弟。他的儿子纯祜早死，后来他的门生王陶死了妻子，他便将寡媳嫁给了王陶。范仲淹还主张社会应该为妇女改嫁提供一些方便。他的《义庄规矩》，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王安石的儿子王雱，长期患有精神病。媳妇庞氏过门，生了个孩子，王雱觉得长得不像自己，就千方百计地要把孩子杀掉。结果孩子被吓死了。王雱还整日与庞氏吵架。于是，王安石便主动为庞氏另找了对象，让她改嫁了。另外像岳飞前妻刘氏、陆游前妻唐婉等，都曾改嫁另适。宋代妇女仍视改嫁为常事。得病的丈夫还没死，“即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事实类苑·忠孝节义》）。对这种现象，宋人史料笔记中多有记述。有人统计洪迈《夷坚志》所载妇女改嫁事例，竟达61起，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这说明妇女保守贞节，还没有积淀成社会的普遍意识。

赵宋政权也并不反对妇女改嫁。法律规定，不仅寡妇、出妻能够再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如丈夫“移乡编管”、“出外三年不归”，甚至夫妻关系不好，感情破裂，即“不相安谐”，女方可以主动离婚再嫁。无故阻止寡妇改嫁，还会受到政府的处罚。南宋末年，一个乡下人名叫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寡嫂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案子由名臣胡颖审理。胡颖认为阿区在丈夫死后，或嫁或不嫁，自己完全有决定权。他斥责李孝德是“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本业，专好论诉”，并宣布阿区无罪，而李孝德则被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另外，阻止寡妇再嫁，也成了一些士大夫遭受弹劾的罪状。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李氏“有六子而寡”，以后多年未嫁。御史唐询借此大做文章，竟向皇帝上奏，谴责吴育“弟妇久寡不使更嫁”（《宋史·唐肃传》）。

不过，还应看到，宋代离婚再嫁虽然被允许，但是当时已经出现了离婚天谴的说法，即以离婚为可耻，为不道德。同时，男子们产生了对处女的嗜好，离婚和寡居的妇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与处女有同等的价值，娶寡妇为妻也往往被讥为“旧店新开”。这与宋代理学对社会婚姻生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宋代理学家们非常重视传统礼教，重视伦理纲常。张载曾有《横渠女诫》，主张妇女婉嫣柔顺，无非无仪。周敦颐更在《通书》中提出，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治身，治天下的法则在于治家，而治家的关键又在于治妇女，强调“家人离，必起于妇人”。在他们眼里，家中的妻妾就如同国中的臣民。臣民必须治服，妻妾也必须御顺。他们把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加以合理性的肯定，使其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北宋后期，理学家的代表人物程颐，又将以前较为宽泛的贞节观念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再次为妇女定下了从一而终的禁条。据《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程颐的弟子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程颐回答：“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弟子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这里，程颐明确宣布，寡妇不能再嫁。即使家境贫困，生活无着，快要饿死冻死的寡妇，也须从一而终，不可再嫁二夫。男子也不能娶寡妇为妻。再嫁之妇无妇节，与失节之人相配，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是“己失节”。尤其不合理的是，妇女要从一而终，丈夫却可以以各种借口休妻。程颐说：“妻不贤，出之何害……妻有不善，便当出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程颐也曾要求男子不再娶，执行“终身夫妇”的契约，但又把范围限制在大夫以上，而这些人有众多的妃妾作为补充，无所谓再娶不再娶。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而娶的，是为了侍候公婆，料理家事，供奉祀礼，以适应宗法制度的需要。

到了南宋，朱熹在鼓吹夫为妻纲的同时，继承了程颐关于妇女守节的主张，使其成为封建礼教的重要内容，并借助政治权势予以大力推行。他几次要求地方官吏推举节妇依条旌赏。他强调，夫丧改嫁，便是无恩（《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在《知南康榜文》中，他推崇节妇陈氏，将守节说成是“天性人心不易之理”。为了逼使妇女守节，朱熹还提出“嫁母生不可以入于庙，死不可以附于庙，而亦不可以养于家”。但宗法制度提倡孝道，这种对待母亲的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朱熹又提出了一种事实上人们难以接受的屈辱性办法。他说，做儿子的要对母亲尽孝，便应“率其妇子，就母之家，或舍其侧而养之，不幸而无以为家，则筑室于外可也”（《朱子学归》卷十三）。这实际是在宣告母亲再嫁是羞辱儿女的行为，从而把丈夫、社会要求妇女保守贞节，发展到儿女要求母亲保守贞节。对贞节观念的推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理学在宋代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对政府政策和社会风尚影响还不很大，而且理学家们自己就没有身体力行，如程颐曾默许侄媳改嫁，还操持甥女再醮。这样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改嫁较为常见的现象。

建立元朝的蒙古人，保留着大量的婚姻旧俗。但受到中原文化环境的影响和改造，元朝统治者又以儒术治国，理学得到尊崇，妇女守节也开始成为社会的共同意识。《元史·列女传》中记载：“东平郑氏，大宁杜氏，安西杨氏，并少寡守志，割体肉疗姑病。……兴和关氏，自割其面；冀宁田济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啮指滴血，并誓不更嫁。”《元典章》规定：“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著名者，听各处邻佑社长明具实迹，重甘保结申复。”据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五，中书平章库库岱的妾高丽氏，在丈夫死后，立誓不再改嫁，并削发为尼。明善《节妇马氏传》载，大德年间，马氏乳生疡，有人提出请医生治疗。马氏却说：“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结果致死。而七姬殉节的故事，最令人咄咄不平。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降元后镇守姑苏（今江苏苏州）。朱元璋派徐达来攻。元绍出战前要求他的七个姬妾自尽全节。她们全都自杀了，而那个潘元绍却投降了明朝（朱象贤《闻见偶录》）。元朝仅存98年，但明初所修《元史》中的《列女传》竟收录了187人，其中绝大多数为节烈女子，大大超过以前的正史。

到了明代，随着程朱理学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封建政权又进一步强化社会的贞节观念，实行了一系列表彰节烈的制度。据《明会典》等载，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太祖还令巡方督学，岁上其事，著为条规，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下令：“近年山西等处，不受贼污贞烈妇女，已经抚按查奏者，不必再勘，仍行有司各先量与银三两，以为殡葬之资；仍以旌善亭傍，立贞节碑，通将姓字年籍镌石，以垂永远。”从此，立贞节牌坊之风兴盛起来。

在贞节牌坊日渐增多的同时，人们对妇女节烈的要求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丈夫死了要守节，而且订过婚的女子，未出嫁时丈夫死了，也要尽节。还有的女子受到调戏，也总要寻死。贞节这事在当时几乎变成了迷信和教条，母诫其女，姑诫其妇，夫诫其妻，可谓声势浩大。据《明史·列女传》，政和（今属福建）人游铨之妻张氏，于倭寇来犯之时，多次对女儿说：“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汝谨识之！”她还对丈夫说：“使妇与女能如此，祥孰大焉。”不久，倭寇攻陷政和，张氏考虑到难以脱身，就连声呼喊女儿：“省前诲乎？”女儿点点头，接着跳入井中。张氏随后也含笑跳下去。明代二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节妇烈女达2500余人，约为前此两千年的20倍。未见记载的，更是不计其数。人们把贞节看得比妇女的生命还重。妇女的生命，只不过是第二生命，贞节却是其第一生命。另外，寡妇改嫁已经开始受到社会的谴责。

由于女子守节可以立牌坊旌表，而且还可以免除本家的徭役，便有一些族人无端干涉寡妇改嫁，强使其守节。更有甚者，为了贪图荣利，将寡妇的年龄冒填报上。针对这种情况，明宪宗于成化元年（1465）奏准：“如有扶同妄将夫亡时年已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并委官里老人等，通行治罪。”（《明会典》）寡妇守节，竞闹出作伪生弊之事，真是不可思议。

清朝贵族统治中国以后，虽然其内部存在着相当落后的婚姻习俗，但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他们在全国推行更加严格的褒奖贞节的政策，使得贞节观念极其盛行。史称：“圣朝之彰阐贞节，靡远弗届也。”（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六）如雍正时，“朝廷每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系矩典”（《清世宗实录》卷四）。经此倡导与渲染，有清一代，贞节鼓噪喧腾不已，尤其在民间，更是甚嚣尘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方苞集》卷四）。清政府还对一些节烈行为做了具体规定，而且范围更广。比如明确规定节妇是指自三十岁以前，一直到五十岁以后都在守节的妇女。另外，未到五十岁，但三十岁以前守节，五十岁以前就去世的，也算是节妇，俱准旌表。这些节妇没有随夫去死，大多是因为要为丈夫抚养未成年的后代和侍奉公婆。清代旌表条例还规定，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愤自尽，以及夫亡殉节的，是烈妇烈女。许嫁未婚，夫死而闻讣自尽，或夫死而哭往夫家守节的，算是贞女。这样，妇女保守贞节，已经变成宗教化的主张，几乎到了不顾事实，不讲理智的地步。乾隆年间，河南新野有一个名叫李柜摘的人，是个“隐宫”患者，生理机能不全。他妻子陈氏难以忍受，“不安其室”，常常逃回娘家。陈氏的父亲陈惟善不满女儿的这种行为，多次亲自送她回李家。一次，陈惟善从李家出来，刚走到半路，女儿又跑出来了。陈惟善大为恼火，便将她活活缢死，自己随后也自杀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七）。类似这样的事，有清一代是非常之多的，甚至在文学作品中也屡有反映。《儒林外史》中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在三女婿死后，极力劝说女儿殉夫：“这是青史上留名的好事，我今天就回去叫你母亲来和你诀别。”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孝服绝食而死，妻子痛哭不已，他却说：“你哭她怎的？只怕我将来还找不到这样一个好题目死哩！”并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当时贞节观念宗教化的最无理的表现，莫过于未嫁尽节和室女守志了。“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一直为志乘所褒，口碑所颂。“女儿贪生奈逼死”，“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樽绳在梁”，女儿家自然“断肠幽怨填胸臆”，换来的不过是“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殊不知“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其情状之凄惨令人扼腕叹息。还有些女子，见了男性生殖器，便认为玷污贞节，除非嫁给那人，否则就要羞愤自杀，真是荒唐至极。那种过门守贞，更是摧残人性。完婚前未婚夫去世，未婚妻要到夫家为他守贞。过门时还需举行一种仪式，即所谓抱灵牌成亲。往往也有在未婚夫病危时就过门“冲喜”的。

还有些女子，一方面深受礼教影响，夫死要守节，另一方面又要抚育子女，难以两全，最终只能忍受丧失名节的屈辱，换得夫家骨血的延续。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四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松江邹生娶妻乔氏，生一子阿九，刚周岁而邹死。乔守志抚孤，家境小康，母子尚可生存。后来发生变故，乔氏想一死以自全，但孩子又非母不活，犹豫不决。晚上梦见丈夫说：“吾家三世单薄，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矣。汝宁失节，毋弃孤儿。”乔氏认为丈夫所言有理，但妇人毕竟要以节为重，意仍未决。后来丈夫和公婆托梦告诫：“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吾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愿汝为吾一家计，勿徒为一身计。”后来乔氏忍辱偷生，托身于贼，并说：“若爱妾者，愿兼爱此儿，此儿死妾亦死矣。”母子得全。后来寻找机会逃脱，又不幸落入娼家。依然选择抚养儿子为上。数年后，阿九长成，送其读书。后来自蓄钱赎身，带阿九归松江，从其兄弟以居。阿九长大，为之娶妇后，设祭拜公婆和丈夫：“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娼，尚何面目复人世乎？”完成公婆和丈夫的遗愿，抚养孩子长大成家之后，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俞樾说：“若所失者，一身之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可见，弱女子肩上背负之重，其韧性之强大，岂是几句话可以简单评判的！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而饱受凄苦的是女子。清人沈起凤撰写的《谐铎》卷九有《节妇死时箴》，叙述荆溪某氏，年十七出嫁，半年后守寡，遗腹生一子，她抚孤守节，活到八十岁。临终前召孙曾辈媳妇告诫道：“吾有一言，尔等敬听……尔等作我家妇，尽得偕老白头，因家门之福；倘不幸青年寡居，自量可守则守之，否则上告尊长，竟行改醮，亦是大方便事。”众人以为她说的是昏话。她说了自己所受的煎熬和数十年来内心之凄楚：“晨风夜雨，冷壁孤灯，颇难禁受。……知守寡之难，勿勉强而行之也。”命其子记下作为家法。据说，这家人后来宗支繁衍，代有节妇，间或也有改嫁的女子。但百余年来，家风都很好，没有伤风败俗的事发生。

社会上对处女的要求也日甚一日。明代出现了假托前人所撰，描写女子裸体检查的《杂事秘辛》和《张皇后传》，还出现了对入选后宫的女子进行裸体检查的稳婆。到清代，常有结婚后新郎说新娘不是处女而毁婚的现象，北方尤为严重。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三就载有这类事情。当时验红的陋习十分普遍。新婚初夜，行过房后，新娘要见红。红滴在白绢子上，不但新郎要看，有时连宾客和男方家长都要传阅。大家还会交口赞叹新娘的贞洁。如果新娘不落红，新郎及其家长便感到十分难堪，新娘也会终生遭人非议和辱骂，甚至被赶回娘家。唯处女意识的出现，标志着妇女人格的完全丧失。

随着贞节观念的加强，对女子的道德训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则》和《女范捷录》这两部女教著作的出笼。《内则》为明成祖的徐皇后所作，最初只是给皇太子、诸王看的。徐皇后死后，成祖将它颁行全国。《内则》全书十二章，以“德性”、“修身”为始，强调“上下之分”和“夫妇之道”，提出“事君者不可以不慎”，“诸侯、大夫、士、庶人之妻，能推是道以事其君子，则家道鲜有不盛矣”。它还说：“女德有常，不逾贞信；妇德有常，不逾孝敬。”由于《内则》偏重后妃而于民间妇女较少涉及，尽管它比较流行，但是远不及班昭《女诫》和宋若华《女论语》影响之大。然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内则》的颁行对当时重视节烈风气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还开始出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逐渐剥夺了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明末以后，女教著作更为繁富，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王相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王相是明末清初学者，他曾把他母亲写的《女范捷录》，同以前的《女诫》、《女论语》、《内则》合刊在一起，称作《女四书》，并加了笺注，成为后来妇女道德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女范捷录》十一篇，继承了以往女教中最消极的东西，并使其宗教化，充满顽固、愚昧和腐朽的内容。它开首就说：“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照之仪；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它认为，“父天母地，天施地生，骨相像父，性气像母”，强调“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从婚，女无再适”。

越来越严格的贞节观念，勒紧了束缚中国妇女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戕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善良女性。在贞节牌坊的背后，是万万千千妇女的斑斑血泪和堆堆枯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