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指出，卖淫制度属于婚姻制度的一部分，而娼妓的产生则同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娼妓在我国出现很早。首先是官妓，即官方经营的娼妓。春秋初年，齐国管仲为桓公设“女闾”。《战国策·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有“女闾七百”，就是说桓公在宫中修筑里巷，开了七百个门户，让女子住在里面，既能供自己享乐，又可以优待游士。“女闾”中的女子主要是从别国掳掠来的女奴。春秋末年，为了鼓舞士气，战胜吴国，越王勾践将犯有过失的寡妇集中在一座山上，用来“游军士”，“其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等）。这些可以看做是关于娼妓的最早记载。

战国时代，娼妓发达，官妓之外，又有私娼。《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伉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趾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又说：“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里所描述的情景，与后来职业性“游娼”，何其相似！

汉代淫风日烈，此可由枚乘《七发》略知一二：“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此外，又出现了营妓。营妓是官妓的一种，即军营中的娼妓。明人《正字通》引《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实际上这种营妓只不过是沿袭了齐桓公“女闾”、越王勾践“游军士”之制。

早在营妓产生之前，汉朝就有妇女抑配军营的现象，“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军中”（《汉书·李广传》）。但这种抑配法容易扰乱军中秩序，削弱军士的战斗力。于是，汉武帝建立了营妓制度。充当营妓的人，大都是当时的官奴婢。汉代官奴婢多至十余万人，其来源主要是罪犯的家属。汉代法律规定，丈夫和父兄犯罪，妇女都要被没入官府为奴。这个规定为后来历代王朝所继承。官奴婢们受着非人的待遇，肉体任人蹂躏。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通过武力掠夺，横征暴敛，积聚了无数财富，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他们家里养着许多美女，既不是妾，也不是婢，后人称之为家妓。家妓大半能歌善舞，地位较妾为低，而在婢之上。家妓已经普遍成为统治者随意杀戮、发泄情欲的对象。晋代王恺和石崇争奢斗富，王恺请人吃饭，命女妓吹笛，稍失声韵，便将她打死。石崇宴享宾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世说新语·汰侈》）。石崇美艳家妓数千，其中翔风最以文辞擅爱（王嘉《拾遗记》卷九），绿珠则以备受宠爱、结局凄美著称：“崇即谷制园馆绿珠。绿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崇自制《明君歌》以教之，又制《懊恼曲》赠焉。赵王伦乱常，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崇方登凉观，临清水，妇女侍侧。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而披罗縠，曰：‘任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矣。然受命指索绿珠，不知孰是？’崇毅然作色曰：‘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见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复返。崇竟不许。秀怒，乃谮伦族之。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崇因止之，遽堕楼而死。”（冯梦龙《情史》卷一）当时蓄养家妓，狎玩女子的权贵富豪还有不少。例如《宋书·阮佃夫传》说：佃夫“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后来见何恢妓妾张耀华，欲图谋之，遭到拒绝，竟然利用职权弹劾何恢：“庐江何恢有妓张耀华美而有宠，为广州刺史将发，要佃夫饮，设乐，见张氏，悦之，频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户，曰：‘惜指失掌邪？’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他如《梁书·夏侯夔传》说：夔“性奢豪，后房妓妾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魏书·高聪传》说：“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魏书·献文六王传·高阳王雍传》：元雍在“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延昌已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关豫内政，仅给衣食而已。至乃左右无复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启闻，许乃得见。未几，崔暴薨，多云雍殴杀之也。灵太后许赐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阉竖丁鹅自至宫内，料简四口，冒以还第。”又如《周书·李迁哲传》：“迁哲累叶雄豪，为乡里所服。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欢宴，尽生平之乐。”

北魏政权将强盗的妻子和女儿配为乐户：“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魏书·刑罚志》）乐户就是女乐，也就是娼妓。南朝也一直沿袭汉代的营妓制度。当时还出现了色美才高的两位名妓，一个是姚玉京，写有《赠燕诗》，一个是苏小小，撰有《西陵歌》。其中苏小小的轶事经唐宋至明清，在文人墨客的诗篇中频繁出现。如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其二：“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又如李贺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随着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日益加剧，唐代娼妓大量增多，其来源，除了被没入官府的罪人妻女，还有被卖入娼门的贫家女子，彼时人称为“养瘦马”，白居易诗《有感三首》之一即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怕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赵翼《陔馀丛考·养瘦马》也说“扬州人养处女卖人作妾，俗谓之养瘦马”。唐代娼妓分为宫妓、官妓，还有家妓。

宫妓是专供帝王们使唤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明皇与后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霞被锦被张之，为旗帜攻击相斗，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其中“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亲王的王宫中也有宫妓。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上“申王每醉，即使宫妓将锦采结一兜子”，让宫妓抬着回寝室，宫内称为“醉舆”。“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申王把这叫做“妓围”。后来竟然成了典故，陈师道《立春致语》：“妓围窈窕，争唱舍人之诗。”又王安修《方山朝雪用昌黎山石诗韵》：“凄神寒骨非人世，底须软暖夸妓围。”

唐代官妓最盛。京都长安设有教坊，名为掌管女乐的官署，实即妓院，京中诸妓籍属教坊。唐人崔令钦曾撰《教坊记》对开元、天宝年间的教坊故事有所追记，其中提到：“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若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等来对，其对所如式。”可见宜春院妓女地位略高些，而云韶院的地位低贱些：“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居然易辩明。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搊弹家。”长安平康里妓院最为集中，被人称为“风流薮泽”，因在城北，又称北里。唐代孙棨《北里志》记述长安官妓的情况说，妓分三曲，大致同于现在的三等。南曲、中曲为优等，声价较高。“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达官贵人、新科进士经常邀游北里，挟妓宴聚。扬州为盐铁转运使住地，商贾如云，官吏众多，是娼妓最有名的城市。“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于邺《扬州梦记》）。唐代官吏宿娼之风更盛，朝廷法纪对此并无禁令。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终日携妓游玩。宋人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态等十伎夜游西湖武丘寺”。白居易在《忆旧游·寄刘苏州》中多有追忆：“六七年前狂烂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清朝人对此大为艳羡：“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赵翼《题白香山集后诗》）

唐代有权有势的士大夫豪侈放浪，蓄养家妓之多不减前朝。许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新唐书·奸臣传》）。唐人孟棨《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伎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家妓也可以随便赠送、夺取。刘禹锡、杜牧都曾得到别人赠送的美妓。刘禹锡在苏州刺史任内，曾到司空李绅家中赴宴，为一位歌妓倾倒，赋诗一首：“高髻云鬓新样式，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就将这位歌妓送给刘禹锡。但刘禹锡的家妓也曾被人夺去。据《全唐诗话》记载，权贵李逢吉久闻刘禹锡有美貌歌妓，请求一见。刘禹锡不敢推辞，结果被李逢吉据为己有，后来刘禹锡寄诗给李逢吉，委婉表达要求返还此妓之意，但始终不果。有时家妓还会被随意杀掉。《今是堂手录》说：“杜太中自行伍为将，与物无情，西人呼为杜大虫，虽妻有过，亦公杖杖之。有爱妾才色俱美，大中笺表，皆此妾所为。一日，大中方寝，妾至，见几间有纸笔颇佳，因书一阕寄《临江仙》，有‘彩凤随鸦’之语，大中觉而视之，云：‘鸦且打凤。’于是掌其面，至项折而毙。”

由于妓女的思想言行比其他妇女更为开放和自由，更少封建礼教的约束和压抑，加上当时重视诗歌的文化氛围，妓女中不少人精通诗文，而且其作品富于真情实感，颇为一般文人学士所倾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窈窕、薛涛、刘采春、鱼玄机等。其中薛涛《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诗第一首说：“闻说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充满对防守边疆士兵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杨慎说这首诗“有讽谕而不露，得诗人之妙”（《升庵诗话》）。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称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极尽赞美。唐代文言小说中也屡屡出现歌妓人物，如唐传奇作家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迭起，战乱不断，但娼妓仍盛，且沿袭唐代旧规。这与传统礼教的崩坏不无关系。宋代娼妓制度，继承唐代而有所变迁。妓女多集中于酒楼、歌馆和瓦舍中。官酒库设妓数十人，以招徕顾客，有的甚至可以在酒楼上性交。北宋时“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人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周密《武林旧事》说：“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处各有官私名妓数十辈，皆师妆祛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每处俱有妓女伴坐，服侍风流酒客买笑追欢，通霄达旦，不知疲倦。”《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有“点花茶”、“过街桥”之类的记载，可见当时聚乐之众，也可知当时歌妓们都有丰厚的收入：“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绵绮。器玩珍奇，它物称是。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关于瓦舍，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讲到：“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游荡，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当时卖良为娼的现象十分严重，还出现了专门经营买卖娼妓的“娼侩”。除了官妓，私娼也常常出没于大街小巷。妓女们色艺不同，各有等差，像汴都的李师师、崔念月等都是名盖一时的上等妓女，非常豪侈。

宋代官吏冶游之风十分盛行，或偕幕僚挟妓游湖，或邀朋友同登娼楼。太学生也纷纷流连坊曲，召妓侑觞，很是轻薄放浪。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说：“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不过，宋代明文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张舜民《画墁录》说：“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如“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宫中虽无宫妓之制，但皇帝却屡屡与妓女发生关系。宋徽宗就曾多次到李师师家冶游，“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无名氏《李师师外传》）。清人史梦兰在《宋艳》诗中写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词在宋代极盛，而民间词要算妓女词最为有名。相传名妓聂胜琼与李之问结好，分手旬日，便作《鹧鸪天》一首寄予之问，表达思念之情：“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着窗儿滴到明。”宋代大词人无不与妓女密切交往，词作也有不少涂上了青楼调笑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柳永。柳永长期出入于秦楼楚馆，写了大量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深得宋元时期歌妓们的喜爱，一时广为传唱。另外，柳永也适应当时歌妓们演唱的需要，接受了她们的影响，大量创作慢词，为词家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

宋代士大夫也蓄养家妓。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士大夫蓄妓之事史不乏载：《宋朝事实类苑》卷八云，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侯靖录》载，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玉照新志》载，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执政，蓄养“家妓十数人”；《韵语阳秋》云，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苏轼“有歌舞妓数人”，常陪宾客饮酒（吕本中《轩渠录》）。为表示豪侠好义，有的士大夫往往以家妓赠送他人。辛弃疾的妻子得了病，被医生治好，医者索酬劳，辛弃疾便送他一个会吹笛的家妓，临别还作了首《好事近》词记其事：“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帛？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凄惶，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周辉《清波别志》卷下）家妓往往在士大夫文人的娱乐、社交活动中担当以歌舞佐酒、以曲词娱宾之任。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所描述的情形：“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请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在士大夫文人中颇具典型。

唐宋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娼妓也开始集中于南方的几个都市。除了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声妓之美，宴游之盛当推成都、杭州、苏州、扬州等。

与宋并存的辽、金以及后来的元朝娼妓事业也很发达。元代的娼妓还与散曲、杂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珠帘秀、顺时秀、解语花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散曲创作者和杂剧表演家。夏庭芝《青楼集》称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而关于顺时秀，冯梦龙《情史》卷六还记载了一个“五花名马价无伦，欲媚香闺枉杀身”的故事：“元时，歌妓郭氏顺时秀，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刘时中以‘金簧玉管，凤吟鸾鸣’拟其声韵。平生与王元鼎密。偶有疾，思得马板肠充馔。元鼎杀所乘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都下传为佳话。时中书参政阿鲁温尤属意焉，因戏语曰：‘我比元鼎何如？’对曰：‘参政，宰相也。元鼎，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参政付之一笑而罢。”王元鼎是个痴情种子，顺时秀聪慧敏捷，倒也值得王元鼎为之倾倒，而毫不吝惜千金名马。

明朝建立后，官妓仍盛，主要来源除了罪犯妻女，还有被俘的蒙古贵族的女眷。经过靖难之役，永乐皇帝登基，他将忠于建文帝的诸大臣杀掉，将其妻女亲戚掠入教坊为妓。一时间，“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之家，多沦北里”（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这些沉沦的后裔都被政府贬为贱民，即所谓乐户、惰民、疍户、九姓渔户等，其中许多以娼妓为业。

早在洪武年间，明政府就曾设立酒楼制度。当时在京师金陵（今江苏南京）城内外修筑了轻烟、淡粉等十六楼（一说十四楼，如周晖《金陵琐事》：“《艺林学山》云：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诗花月，春江十四楼，人多不知其事。盖洪武中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楼于南京，以处官妓。”）。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伎：曰来宾，曰重译，曰清江，曰石城，曰鹤鸣，曰醉仙，曰乐民，曰集贤，曰讴歌，曰鼓腹，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达官贵人于此举行宴会皆用官妓陪伴佐酒。政府还在全国开征娼妓税称为“脂粉钱”，极似近代的“花捐”：“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明中叶以后，娼妓事业进一步繁盛。“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往往有之……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官妓之外，又有私倡，她们“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谢肇淛《五杂俎》卷八）。娼妓们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张岱的《陶庵梦忆》曾对扬州的歌妓活动有翔实的描绘：“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疤戾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魆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明末出现了许多才情超凡色艺俱佳的名妓，如陈圆圆、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顾媚等。她们的高风亮节、柔情侠骨始终为后人所称道，如雪樵居士《秦淮闻见录》中碧梧夫人《咏媚香楼七古》歌咏李香君：“阉党纤儿想纳交，缠头故遣狡童招。那知西子含颦拒，更比东林结社高。”又引《瓯北集》中《题柳如是小像》：“女假男妆访名士，绛云楼下一言契。美人肯嫁六十翁，虽不须眉亦奇气。”其故事也在文学作品中传唱，如吴伟业《圆圆曲》、孔尚任《桃花扇》等，而文学史家也乐于以之为研究对象，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等。

满清入关后，顺治皇帝两次下令裁革京师教坊女乐，据《清朝文献通考·康熙会典》记载，“顺治八年，清世祖福临降旨，停止宫中使用教坊女乐，改用四十八名太监代替”。又据《雍正会典》载：“顺治十六年，裁改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康熙皇帝后又重申禁令。顺治九年还规定“禁良为娼，以丧乱后良家女子被掠，展转流落乐籍者……许平价赎归”（《清朝文献通考·康熙会典》）。从此，唐、宋、明历朝相沿的官妓制度废除了。雍正皇帝还下令将世操妓业的惰民、疍户、九姓渔户等贱民复为良民：“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儅，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悯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甲户。”（《清通志·食货五》）但是，官妓废除后，私营妓院仍遍及全国。可从大量文献记载中窥见一二。徐珂《清稗类钞》说：“丁酉、戊戌间，南城妓馆颇卑劣，视韩潭伶馆，弗如远甚。其规则大抵一果席二金，又当十钱四缗。其次则不设宴，不歌曲，尽可留宿，费当十钱二十缗。花费既少，妓之程度亦甚卑下。仆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强邀一宿。辟妓亦愿就之。萧龙友所谓黔卒里胥，窟穴其中。”清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也说：“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俗称本地者曰本帮，来自姑苏者曰苏帮，来自维扬者曰扬帮。虽其中妍媸各别，而芬芳罗绮，嘹亮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荡志也。”王韬《瀛壖杂志》也揭露上海妓女日盛一日的状况：“沪城青楼之盛，不数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珠帘。舞树歌台，连瓷接栋。每重城向夕，虹桥左侧曲巷中，灯火辉耀，笠歌腾沸，无不争妍取怜，弄姿逞媚。门外细车骄溢，飞尘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贾，辄坠鞭留宴。”特别是南京每逢开科举，便成为文人公子征歌选色之地，石头城下，秦淮河上，几乎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十分繁盛。

应该指出，古代的卖淫制度与贞节观念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都是男性特权压迫的结果。那些养尊处优、尸位素餐的封建士大夫，既想让妻女保守贞节，免受他人染指，以维护自己的声誉，又想与妻妾以外的女人风流一番，寻求性刺激。于是职业性的卖淫活动就应运而生了。对士大夫们来说，它在满足婚外性欲的同时，保住了妻女的清白和家庭的神圣，真是两全其美。娼妓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她们只是一夫一妻祭坛上所供的人类牺牲。罗素说得好：“娼妓的真正罪过在于她把道德家职业的虚伪戳穿了。”封建官僚妻妾成群，又常常嫖娼狎妓，但仍不满足，还产生了宠爱男色的奇特癖好。男色在春秋时已经见于记载，像卫灵公宠弥子瑕，魏王宠龙阳君等（《韩非子·说难》、《战国策·魏策四》）。汉代帝王宠爱男色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汉高祖时的籍孺、汉惠帝时的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文帝宠幸邓通，“赐通蜀严遭铜山，得自铸钱”，致使“邓氏钱布天下”。武帝先是宠爱韩嫣，封他为上大夫，“赏赐拟邓通”。韩嫣还“常与上共卧起”。武帝后又宠爱李延年。李延年“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成帝时张放也“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哀帝宠爱男色更是荒唐至极。董贤得哀帝“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日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汉书·佞幸传》）。

降及后世，宠爱男色之风不改。宋明时期，一些无赖男子自为娼妓，出入市井之中。他们“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不计羞耻，用鸡奸行业献媚游客，以图衣食（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等）。清代男娼更进一步设立妓院，北京称为“小唱”，苏州称为“小手”，规制完备，领班的称为“包头”。据《輶轩录》记载：“北京于满清时代，像姑之风极盛，男操淫业，违背天理，伤风败德，莫此为甚。一般王公大臣，多流连其间。”男色现象是一种腐朽、变态的性心理的反映。

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男子们纵情声色，女子们也不甘寂寞。南朝宋前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废帝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废帝于是为她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宋书·前废帝纪》）。面首，就是男妾、男妓。《资治通鉴·宋纪十二》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

实际上，自古以来，皇族帝室妇女荒泆奸乱的现象一直非常严重。且不说汉代以前的情况，单就汉代而言，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都五十多岁了，还与侍者董偃公开同居。武帝也承认了他们的关系，称董偃为“主人翁”（《汉书·东方朔传》）。武帝的女儿鄂邑长公主，寡居后与丁外人公开私通。昭帝和权臣霍光知道这件事，竟“不绝主欢，诏外人侍长公主”（《汉书·霍光传》）。汉代盛行以妻制夫的尚主制度。东汉名将班超的孙子班始娶了清河孝王刘友的女儿阴城公主。这个公主骄横淫乱，甚至“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后汉书·班超传》）。

当然，公开的多夫，山阴公主却是首创。她有了这么多面首，还嫌不够，见吏部郎褚渊貌美，就让前废帝命褚渊侍奉她。“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宋书·前废帝纪》）。南朝齐废帝郁林王即位，将母亲文安王皇后尊为太后，置男左右三十人，以慰其寡居后的孤寂之感（《南史·后妃传》）。北魏先后临朝的冯太后和胡太后，都曾公开与一些朝臣长期通奸，并以阉官的名义把一些美貌男子放在身边（《魏书·皇后列传》）。北齐武成帝的胡皇后，常同阉人亵狎，并与宠臣和士开通奸。武成帝死后，胡皇后更是无所顾忌，多次到佛寺，同和尚昙献通奸，甚至将昙献招来内殿，日夜寝处。她还让两个男子扮成尼姑在左右侍奉（《北史·后妃传》）。

唐代面首仍充斥于皇族帝室的妇女群中。太宗的女儿合浦公主，嫁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后，又与和尚辩机私通，另选了两个少女安抚丈夫。她还公开同和尚智勖、惠弘及道士李晃私通（《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武则天的面首很多，像宠臣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和尚薛怀义、御医沈南蓼都是很出名的。薛怀义本名冯小宝，原是出没于洛阳市井的浪荡子，“伟岸淫毒”，已再嫁的安定公主（高祖之女，始封千金公主）先与他私通，再主动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很喜欢他。为便于往来，便叫他当和尚，封为白马寺主，并将他的姓名改作薛怀义，还下诏书让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将他认作本家，待为长辈（《新唐书·后妃传》）。武则天甚至还公开地与大臣们议论男宠。《旧唐书·张行成传》说：“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此外，唐中宗的韦皇后、上官昭容及唐代的许多公主也都置有面首多人。唐代以来，皇室贵族妇女公开纳面首的现象已不常见，但宫廷内帷薄不修的丑闻仍不绝于史。

宦官，又称太监，是管理后宫的人。封建帝王妃嫔众多，需要有人照料她们的日常生活。但帝王们又担心别的男人染指禁中，于是那些受过宫刑、不男不女的宦官就担负起料理后宫事务，严格管理门户的责任。宦官产生于周代，当时称为“寺人”、“阉人”。《周礼·天官·寺人》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礼记·月令》有“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的说法。《诗经》、《左传》和《国语》中也多次提到“寺人”、“阉人”。

汉王朝建立后，沿袭周代旧制，用宦官管理后宫。一向充当贱役，被人瞧不起的宦官开始参与政治。到东汉时，任用宦官已成定制，宦官的数量空前增多，有些人还加官晋爵，挟持皇帝，专揽朝政。汉灵帝甚至称宦官张让为“我公”，称赵忠为“我母”，当面称张让为“阿父”（《后汉书·宦者传》）。宦官擅权的现象，在以后几乎历朝都有。

宦官是一些失去性功能的畸形人，身心严重残疾，是帝王们多妻制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在宫中耳濡目染，深为皇帝和嫔妃的荒淫生活所动，很想体味一下。于是他们也玩女人，也要娶妻纳妾。在生理上，他们没有夫妻生活的条件，但对他们来说，通过娶妻纳妾，一方面可以多少体味一点女性的温柔，另一方面又可以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势。据《后汉书·宦者传》，桓帝时宦官侯览常常掳掠良家妇女，选其中年轻漂亮的为妻妾。还有不少宦官是妻妾成群。东汉大臣刘瑜、周举等都曾上书，指出宦官“广妻娶”，皆“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造成“内积怨女，外有旷夫”的局面（《后汉书·刘瑜传》、《周举传》）。唐代宦官高力士，娶妻吕氏，很有姿色，吕氏的父兄也得以封官晋级。吕氏死，“葬礼甚盛”（《旧唐书·宦官传》）。

一些有官职、有爵位、有财产的宦官还收养儿子。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被宦官曹腾收养后，才改姓曹。所以，文士陈琳在为袁绍起草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曾大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全后汉文》卷九十二）。高力士本姓冯，后为宦官高延福养子，改姓高。清末最后一个宦官头子小德张（张兰德）离开宫廷后，娶了四个漂亮的姑娘做妻子，还收了两个养子。不过，也有些小太监，辛苦一生，身无分文。年老时被赶出皇宫，只好栖宿寺庙，了却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