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最近读到的陈其泰先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以下简称《理论成就》）1349875正是这样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全面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近90年，尤其是近60年以来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和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从唯物史观迅速传播的社会条件、传统思想的精华与唯物史观的相通契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苏联史学的若干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纵向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总过程。第二章“创造性应用唯物史观原理的重大成就”，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及相关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关于历史评价的理论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史学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探讨中国历史上重大问题取得的理论成就。第三章“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文化遗产与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关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论史学发展和历史编撰、论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等四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主要观点。第四章“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方法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论述了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历史考证学所达到的新境界，说明了唯物史观生命力之所在。第五章“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讨与发展前景”，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阶段性特点及主要成果；论述了史学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吸收西方历史哲学及新史学流派、新史学理论所取得的成果。专门探讨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史学界开展多学科研究的实践过程及重要成果，预测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开展多学科研究的前景，最后对中国史学理论怎样既坚持唯物史观又发扬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一课题研究方面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作为一部优秀的学术史著作有着许多特点。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的前期，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及阐释说明，自进入新时期（1978年）以来，则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史学本身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下，探讨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等领域，由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转移。经过20多年的探索，在后面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理论成就》一书对这两个方面均作了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总结更为精彩、精练。应该说，本书的研究内涵丰富、体系宏大，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次，本书不但总结了研究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许多问题均跟踪到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如第二章中的地主制理论及封建社会问题，甚至综述了2007年左右的最新观点。关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展也跟踪到了2000年以来直至2004年左右的成果。

该书由11位在史学理论、史学史及社会经济史等领域有很有造诣的史学家及史学理论专家撰写。以笔者目前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知识，要想全面把握本书的学术价值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这里仅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涵和变迁方面对该书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观、历史理论，这种历史理论，我们通常以“历史唯物主义”名之。原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其理论内涵，理论界、史学界经过多年的探讨，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若干层次构成的、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解释体系和理论体系。《理论成就》一书在第二章分四节对这一理论解释体系作了简练精要的概述，这些理论问题包括古史分期问题及先秦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认定、近代社会性质及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的理论思考与新认识、民族史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关于历史评价理论的构建和历史主义的阐扬等等。这些问题，虽在其提出、讨论的过程中，难免早期的幼稚、教条主义，有些问题还与现实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有些问题争论相当激烈，至今并无定论。但这些问题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相当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之后提出来的，是基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

以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理论问题为例，中国史学界的常见观点是：中国自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时，社会整体上是封建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封建社会”，只有西方中世纪存在，中国自东周以后已不是封建社会，而且中国学术界用以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封建社会理论与马克思根据西方封建社会的情况制定的，与中国学术界所用的封建社会的定义不相符合。实际上，马克思的封建社会理论虽主要根据西欧封建社会情况提出，但并不限于此；而且其对于封建的定义，虽有多方面的内涵，但其本质的、核心的内涵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即封建主占有土地、剥削农业劳动生产者的形式，中西封建社会在这一侧面只有方式的不同，如西方封建社会土地自由买卖的程度不如中国；劳动者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也要严格一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总的说，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上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就是中国历史学由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历史学科发展自身提出来的，是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1349876，这些重大问题的探讨，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脊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学术”。时代的变化，导致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下降，甚至还有不少的责难，但不能完全推翻或取消这些问题，人们尽可以再探讨这些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如提出新的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作出新的把握，但已取得的这些成就，还将是不可忽视的起点。

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继承源头有别，但是各个大的流派，均崇尚科学，如整理国故的胡适，虽时常强调历史学与科学的差别，却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考证历史；至于留学自德国的傅斯年等人，则更是强调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像地质学、天文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的加深，探讨史学理论的专门著作也出版了不少，在这些著作中，虽然不乏提倡史学为艺术或者是哲学的观点，但主体的观点还是认可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观点。1349877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奠基时期，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即确定了史学的科学性质，李大钊指出：史学要想将个别性的事实，进而求其综合，一方面要集合事实，描述生成发展的经过，以求再现历史；另一方面，还要阐明因果关系，解释发展的历程。由前者，史学可以说含有艺术性质；由后者而言“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并指出，史学不但要取事实而整理之，且要进一步，要进行关于历史事实的理论的研究，以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建立历史科学。13498781938年出版的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阐述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史的发展与历史科学的阶级性问题，这同样是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阐发。其他如华岗写过《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潘梓年也写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变成科学》、吴泽撰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均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怎样成为科学等问题。1349879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地位，唯物史观理论也得到了普及，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对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如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讨论，但整体上属于认识论及方法论范畴，尤其是认识论范畴，与本体论无关。即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现代诸流派史学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历史哲学）的冲击下，才开始学术讨论，故而在《理论成就》一书中对此殊少讨论。总而言之，这一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理论成就》一书中，作者概述新时期方法论进一步走向成熟时，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走出了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将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加以对立的理论误区。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史料辑佚、辨伪、考据、考证、校勘方法的重新重视。三是大量吸收和借鉴了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心理分析法、历史计量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1349880这一概述无疑是准确而简要的，但值得补充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伊始，即显示出了其方法方面的不凡。

《理论成就》一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充实、深化的地方。首先，从章节结构看，第二、第三章篇幅最大，而第四、第五章则有些单薄，这都是可以进一步加以补充、详细论证的，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新历史考证学，其举例止于唐长孺、谭其骧及其以前各代史学家，实际上，唐、谭以下这一两代史学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熏陶下、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水平很高，其对历史考证方法的运用亦相当熟悉，许多成果贯彻了这一精神。与老一代比，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更自觉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和指导，更具科学实证精神。

其次，还有一些领域的理论成果尚须补充论证，以第二章为例，虽然对中国古代史中的重大理论的成果，观点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简练而周全，很见学术功力，但是似乎还有遗漏，如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待续问题等，还有与农民战争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这些在很早便引起史学界的讨论，直至80年代还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点讨论，是不应该遗漏的。

最后，主编陈其泰先生在“后记”中说：本书“要结合各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经历、从事研究的社会环境、各种思潮和学术流派以至多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影响等，作出阐释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总体说来，本书对社会环境及其与学术观点的关系的论述还是大面的、笼统的；对于各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经历亦鲜有涉及，以后者而言，即使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同的人生及学术经历对其学术思想暨理论思考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同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与翦伯赞对民族问题的观点便颇有不同，而这一点又与二人独特的人生、学术经历有关，如范文澜先生是经学家，而翦伯赞先生是出身少数民族的史学家。

总之，本书是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发展近9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理论成就的重大成果。本书从对学术史的清理总结中，提出了中国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揭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