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间断文明传统的国家。支撑这一判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就是史学传统的积久深厚和绵延不绝。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有四千多年；而用以记载这悠久历史的成熟史著出现、乃至形成比较成熟的编纂传统，至少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史学成果的积累更是蔚为大观：编纂方式多样，体裁范式各异，史家层出不穷，史著琳琅满目，真可谓浩如烟海、不一而足。正如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所言：“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比不上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今史籍包括史学著述的数量，约有6000种。其中堪称名著的数量，就有数百种之多。面对如此浩繁的历史著述，无论是从事专门的历史研究还是进行一般的学习了解，都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而且，由于史著编纂方式的不同和史家学识观点的差异，对于不同时期社会历史及其发展演进的认识和记述，不同的史家及其史著之间各有其特点与局限。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史籍，由于种种原因，其自身的真伪与作者的判定等，历来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此，在阅读和利用历代各类史著的同时，对其相关背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尽可能减少在学习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由于史家失误和史著局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在我们透过史著去面对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史著、史家乃至史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梳理和评价，会通百家成果，着眼学科前沿，以使“批判的武器”更好地服务于“武器的批判”，从而帮助和引导大家进一步学好历史并有效地研究历史，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10多年前，著名历史文献学家仓修良教授主编了三卷本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并在中国大陆的山东教育出版社和台湾地区的里仁书局先后以简、繁两种字体出版；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被多次重印。2005年，编者对大陆出版的三卷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和补充，推出了五卷本的第2版。到2006年2月，五卷本第2版又已重印3次。这一情况不仅说明，这部书对于读者来说是多么的需要；同时也表明，这部书在编纂质量上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的初版共三卷，评价介绍历代史学名著86篇；2005年的修订补充版，将全书的容量扩充为五卷182篇。修订扩充后的新版，不仅于原有的前三卷中新增36篇，对原有三卷未及收入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了补充评介，还将一些严格看来似不属正宗史学著述，但与史学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笔记、目录、史学工具书和个别价值与影响较大的丛书和类书，如《容斋随笔》、《史姓韵编》、《洛阳伽蓝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永乐大典》等也酌情收录评介。特别是新增评介了20世纪的70部史学名著（正是其中的68篇构成了原书三卷之后的四、五两卷）。于扩充增加内容同时，在作者队伍的组建方面，主编者立于更高远的学术视野，不仅约请了大陆老中青三代的史学名宿和中坚才俊加盟，而且邀请了海外的历史学家一道编纂这部巨著，共同评介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这样说，五卷本的修订补充版较之三卷本的初版，不仅仅是对原书内容的修订和完善，更在评介的范围、收录的数量和评介的视野与观点上有了显著的丰富与拓展。诚如编者在《新版序》中所言：“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自有史书以来史学发展的大荟萃，可视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一部长编”。

五卷285万字的修订补充版《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对于每部收录史著的评介，都十分全面而又精当。由于作者都是学术训练有素又对史学相关领域有所专攻的知名学人，所以他们对于所选著述的评介都能够做到取宏用精、深入浅出。既有全面的介绍，又有重点的论述；既有资料的梳理，又有学术的评析；既有知识性的传达，又有思想性的开示。诸如原著的编写目的和历史背景、原著的基本内容和体裁结构、原著的编纂特点和价值影响等的介绍，全书所有的篇目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构成了该书在基本体例上的整齐划一；而对具体史著价值和史家特色的评析，则既讲求学术史料发展发现的历史感，又注重当下研究超越前人的前沿性，不仅在观点尊重每个作者的个性化表达，而且在评介的重点上也充分体现出作者的评价视角和研究心得，做到了诸说并存与一家之言的有机统一。既有整体上的原则与章法，又有各自的特色与追求。从而使得该书既可作为一般历史爱好者学习的入门教材，也足以成为专业历史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不只是一部具有雅俗共赏特性的学术著作，而且是一部史学研究的基本参考工具书，堪称广大史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打开历史之门、进入史学殿堂的一把便捷的钥匙。其价值与用途可以说是多方面的。

例如，该书对于被人们公认为“我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一部文学名著”《史记》的评介，既全面介绍了作者司马迁的生平事迹与《史记》的成书过程，又深入分析了司马迁的经历、思想与《史记》写作的内在联系；既概括评介了《史记》在历史编纂史上开创纪传体的修史体例、确立“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提倡并践行“文直事核”的实录笔法等独特贡献，又梳理评述了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重视物质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以古为镜”等杰出的撰述视角和史学思想。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评介者对于司马迁史观中“人是历史的中心”、“为各种人立传”、“时势对人的影响”和“注意人心向背”等方面的评述，不仅深刻阐发了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所具有的可贵情怀及其思想基础，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史记》的语言文字之所以生动鲜活、备受推崇，在拥有巨大史学价值之外同时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根源所在。这样的评介所传递的信息，切实做到了全面而准确地让读者对于被评介对象的优劣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对于20世纪史学名著的关注和评介，是五卷本修订补充版《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据编者序言所说，原本还有张光直的《青铜时代》、董作宾的《殷历谱》、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和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著作的评介，由于约请评介的作者未能如约交稿，为不影响出版计划，只能遗憾地暂且割爱了。但愿日后再修订时能够补入。而由已经收入评介的篇目来看，从对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中国近代史》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名著的重视，到将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作为“迄今为止内容最完整、资料最丰富、观点最鲜明的一部中国思想史”等的看重，再到顾颉刚《古史辩》、陈垣《史讳举例》和《通鉴胡注表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柳如是别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的选择评介，使得这部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荟萃性评介之书，同时也成为呈现给读者的一条数千年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学术展示长廊——在一部书中实现了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集中检阅。

例如，该书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迄今研究辛亥革命最为全面和充分的史学著作《辛亥革命史》的评介，就不仅详细介绍了这部著述的形成过程，着重介绍了这部著作在材料发掘、观点修正、认识突破和局限不足等方面的长短优劣，而且特别注重对于编者个人学术背景、研究方向和成果贡献等的综合评述，点面结合，见人见事，生动鲜活。比如不光指出这部著作在部头和体量上为辛亥革命研究的厚重之作，属于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之制；在资料占有方面，能够广泛涉猎；在学术观点上，敢于解放思想，注重凸显学术的价值和学者的作为；更在充分评价其贡献的同时，客观中肯地指出，该书由于对当时的文学和史学较少涉及而“存在一些空白”，“有些问题的研究利用外文资料不够”，有些章节“背景过于庞大，结构较为松懈”等的遗憾与不足。这种以史家情怀评介史家劳动的直言不讳，让人不难从中体察出据实评述之外的另一重声气相投。

凡此种种，成就着《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的特色与品格。有心的读者通过此书收获的，也因此便不仅仅是对史著和史学包括史家与史观的集中观览，而且还能从其中学习、体会史学研究由兴趣到方法、由材料到观点、由风格到特色等诸多的途径与启迪。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而读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我们在被历代史家“秉笔直书”的刚正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追求所感动的同时，还会被前辈史学家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所感动，会为他们“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风范所震撼。而主编仓修良先生在《新版序》里对于老一辈史学家这种治学精神的大力阐扬，和对时下日趋浮躁的学风的慨叹与提醒，也同样令人感动。他说：“如今我们不仅要向广大读者推荐评介老一辈史学家的史学著作，更要向大家推荐介绍老一辈史学家们的这种治史精神和对社会负责任的高尚品德”，并说“这一点我们觉得尤其重要”。正如该书封面上的两句话所言，本书的编纂不只是为使读者更好地“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而且更希望通过“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为读者走近、了解他们，并学习他们的治史精神与治学方法提供导引。循此我们不难理解编者组织编写此书的另一重深意，那就是：通过对前辈学人求真务实精神的评介与弘扬，来为学风浮躁的当代学界重新确立价值坐标、树立正确风范，提供一些示范和警醒！其良苦用心，使人动容，值得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的学人们记取与重视。

当然，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也并非没有不足和遗憾。如编者自己所言，那些为了不延误出版而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篇章，都应当在下次修订时尽快补上；另外，由于全书体例要求没有完全强求一致，所以各篇章之间在评介的深浅繁简和评介视角等方面都难免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下次修订之前，应尽可能让各篇章撰稿人有机会聚集交流和切磋研讨。相信通过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这部“史学名著评介”定会与其所评介的史学名著一样，成为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打开历史之门的便利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