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1866～1934），近代日本著名史家，为誉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学术巨擘”，他“在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学、甲骨金石学诸领域中，都极为活跃，并有相当的业绩，但也留下不少使人困惑、需要解析的消极成果”。13499051907年，年过40的内藤湖南由新闻界转入学术界，历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中国史讲座”达20年，与狩野直喜等人创立了著名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他的以‘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他的以‘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代表的中日文化史论，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史地、满蒙史地、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1349906后人编成《内藤湖南全集》共14卷。

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曾先后三次讲授“中国史学史”。第一次是在1914年至1915年间，讲授的具体内容不详；第二次是在1919年至1921年间，“从古代一直通讲到现代”；第三次是在1925年，讲授的题目是“清朝的史学”。1349907由于内藤湖南授课时不带讲稿，也没有讲义，所以并未留下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文字著述。当其有意将所讲内容编纂成书的时候，便将听讲学生的听课笔记进行整理与订正，时间大约在1923年。到1925年他讲授“清朝的史学”时，又在此前经他整理的讲义上增补了许多内容。此后直到他去世，这部《中国史学史》（或称《支那史学史》）一直没有机会经他本人再作整理。本书列入出版计划后，内藤干吉（内藤湖南长子）和神田喜一郎二人开始全面整理该书，他们以内藤湖南曾经整理过的书稿和搜集到的几种当时学生的听课笔记为蓝本，互相核对补充，终于完成了对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整理工作，并于1949年5月由弘文堂出版，后又被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于1969年由筑摩书房出版，并增加了全书的“索引”。

作为著名的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内藤湖南的学术见解与见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有重要影响。仅以中国史学史领域而言，即可略举两例。章学诚的学术地位、《文史通义》等章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在今天已为世人所公认，然而生活于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其学术在其生前及身后的一百余年间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章学诚史学的学术价值得以阐发，是在20世纪初期，而首倡章学诚学术的人则不能不提及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1902年读到《文史通义》和《校雔通义》“深感其寓意深刻”1349908，1919年得到《章氏遗书》后，他专门开设了“史籍讲读——《文史通义》”课程，这是他开设的唯一一门以一部史学专著为讲授对象的课程，并于次年发表《章实斋先生年谱》。此后，胡适、姚名达等中国学者受到内藤湖南的影响，又编有章学诚的年谱，并逐渐进入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阶段。再则，清代的崔述同样是一位被湮灭已久的学者。崔述后来受到学界重视，与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在20世纪初校订刊印《崔东壁遗书》有直接关系。其间，内藤湖南撰文介绍崔述其人，指出那珂通世欲刊之《崔东壁遗书》并不完备，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藏的《崔东壁遗书》之抄本提供给那珂通世。可见，在此之前，内藤湖南就已经对崔述的学术十分关注了。1349909

梁启超于1926～1927年在清华学校作《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学术演讲，明确提出应当研究“史学史”，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阐发了具体的意见。这一提议，被后人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标志。梁启超的这些论述被收入193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饮冰室合集》中。之后，出版有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以及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等中国史学史论著。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内藤湖南已经较为系统地讲授了中国史学史，并于1923年前后又计划整理出版《中国史学史》，1949年该书完成整理并得以出版，前后已经历了40余年时间。

1953年，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曾经撰文评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杨联陞还介绍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称对其评论和内容印象深刻。13499101961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印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第1号上，刊载了内藤湖南的这部《中国史学史》的目录。1349911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其中有专篇介绍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生前便对本书的出版深怀期望，但终未能果。后经其子内藤干吉及日本著名的东方史学家神田喜一郎等人继续加以整理，终于在其谢世十五年后将此书刊出，为学术界了解内藤的学说体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349912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旅日中国学者马彪翻译的这部著作，终于使我们得以有机会完整地研读这部著作。

日本著名史家谷川道雄总结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对于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同样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对历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作者的治学路径并非从史学到史学，而是从总体的历史到史学，从总体的学术发展到史学，这就决定了本书具有的开阔的学术视野，表现为能够提出诸多发人深思的学术问题，阐发许多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本书不同于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阶段以要籍解题为主要特征的研究模式，而是突出“对中国史学发展主线的清晰描述，以及对其背后存在之时代思潮所作的深层阐述”。1349913辨章学术，以启后人，这是笔者读过本书后的一个突出印象。由于本书之雏形是作者的授课笔记，且本书终非内藤湖南本人手订完成，因此，书中许多颇具新意的学术观点尚未能得到较为充分的论述。尽管如此，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20世纪前期，就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旨趣有如此之认识与把握，可见作者的卓识。

在内藤湖南看来，“《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1349914，以此为标准，作者对中国史学史的阐述，在两汉以前，以史的起源、史官的发达、记录的起源和“史书的渊源”为主，这是史学的酝酿和产生阶段。《史记》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史书的出现”，《史记》和《汉书》之后，史书的编纂方法变得丰富起来，正史地位的确立、正史之外的其他史书以及史注、史评等形式的发展和充实，已使史学的地位得以确立，六朝末至唐代以后，则基本以各朝代分期。这样的撰述体系与分期方法，可以清楚地展现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还可以根据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之不同特点，横向述及与史学变化相关的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使一部中国史学史显得立体和丰满。

在《史记》之前，即以先秦时期史学为主要内容的各章中，作者关注的大抵是史书的起源和史官的发展两个方面。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史探讨，表现为从早期的相关传说到对“史”字的释义，从龟板、彝器、刻石等器物上的记录到对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诸书的介绍。内藤湖南曾与当时中国的数位一流学者有着较为频繁的学术交往。他与罗振玉关系密切，并促成了罗振玉和王国维旅居日本之行。他与沈曾植彼此晤面切磋学问。他在1902年曾分别与夏曾佑和刘鹗会面，高度评价夏氏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在刘鹗寓所见到了甲骨文。因此，他非常了解使用新材料研究中国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史”的阐释和古代史官的建置与地位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先秦典籍的介绍则明显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史部”尚未独立，既然“六经皆史”，作者以“六经”为主论述“史书的渊源”当属顺理成章；而关注“史官的发达”和“史官的地位”，则抓住了中国史学得以长期发展的要点所在。

《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本书称《史记》代表了“史书的出现”，“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正相当于史部的发端之作，就这样当初这样一部难以划分归属的一家言之作，在后世竟成为将史书发展为史部书籍的奠基之作了”。1349915作者对《史记》的许多观点是值得重视的。譬如：“以往的著述并非出于历史目的而成书的，从司马迁才开始了以历史为目的，即以逐时代、表盛衰为目的的著述。”“《游侠传》是司马迁笔法中最为巧妙的作品，其意义在于承认了在那种政治制度不完善的时期，在民间所运行的某种代替政府而施行事实上社会制裁的职能。”“司马迁一面承认个人能力的社会作用，一面又针对大一统时代的天子应当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考察古今制度，并提出了采用最为正确有益于教化的要素，他是意在表达那种不应以君主好恶改变制度，制订礼乐、封禅、平准并非真正意义上治理天下的方法。为此，他参考古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1349916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的评论和研究成果已经数不胜数，作者在本书中正面阐述《史记》的“著述目的”和“编纂体例”，还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后人对《史记》的评论以及作者自己对《史记》的认识。

《史记》、《汉书》之后，史学已列入“四部”之一，史书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史记》、《汉书》以后史学的发展，作者多以辨章学术之研究视角，讨论史学地位确立之后呈现出的各种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史部”在目录学中的变迁，这是史学地位确立的标志。第二“正史编纂法”的变迁，其后果是，“《史记》那种对当时事情予以表里之正确表达的方法已经丧失，单纯依据官府日常记录进行史书编纂的方法逐渐形成，而且若非特别出色的史家已经很难摆脱这种束缚了”。1349917第三，不同史书体裁的流行或酝酿。第四，正史之外的史书发展，“在正史发生变化的同时，其他形式的记录也呈现了极大的发展趋势，其著作的数量之多，正可谓汗牛充栋”。1349918第五，史注的发展，“随着经书注等的兴盛，在史书方面注的种类也逐渐发展起来，这还与六朝人特别喜欢制造谈资的风气有关”。1349919第六，史评的发达，从《别录》、《七略》到《文心雕龙》、《史通》，史评在史学繁荣史书增多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综上，作者所指出的这些内容，包括史学地位与正史编纂的确立、多种史体的流行、史注和史评的出现等，无不是中国史学在开始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史学在目录学中的变化、正史及多种史书体裁等方面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史注、史评等方面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虽然也有少数学者予以研究，但依然不够充分。

本书在六朝至唐以后，以朝代分期阐述史学发展过程，分别为“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宋代史学的发展”、“元代的史学”、“明代的史学”以及“清朝的史学”。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时代变迁的大势出发，抓住由时代、学术、史学三者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影响史学发展的关键节点，作专门的论述，从而对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论述显得极为深刻。

作者一直注重探求的、影响史学变化的各种学术因素成为隋唐时期史学的阐述重点。史注和史官作者已经在前文有所述及，二者在隋唐时期都有进一步发展。唐代的史注成就明显，作者由唐代经学著作《五经正义》而言及那些著名史注的成就。设馆修史在唐代已成定制，作者不仅辨析了史官制度的发展过程，还指出：“由于直至唐代都是贵族政治，所以史官也是即便近限于一代为官，忠于职守之风依然强盛；但是毕竟史学却在逐渐衰败，作为世袭、家学的史学已经不复存在，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史学成为了权利者摆布的对象”。1349920同时，作者还强调了类书的史学意义及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作者从“史体渐变”的角度专门论述了“古文复兴与经学新研究对史学的影响”。这些问题和观点的提出，时至今日仍然颇具新意。

如谷川道雄的序中所说，唐代和宋代史学讲的是“唐宋变革时期史学的变化”。作者指出：“这个时期政治上是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力向君主独裁制的一元集权政治的转型期，此间发生了从类书体例的《册府元龟》到一家著述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变化，并认为这种变化具有帝王学的性质”。1349921同样，作者也曾将《史记》与战国秦汉间的君主独裁政治局面相联系。1349922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将《册府元龟》到《资治通鉴》的史学变化直接联系于所谓唐宋变革说，但是，把史学的发展密切联系于时代的转变，这样的研究思路在作者成书时代是超前的，在今天仍然不可忽略。从学术层面而言，作者认为，《资治通鉴》“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新派学问，追求《春秋》之法那样确实具有的规范、鉴戒之类的东西，出现了追求贯通古今沿革的思想”。1349923十分准确地指出了宋代通史撰述的发展特点。

宋代史学部分，内藤湖南除了重点提及《新唐书》、《旧唐书》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的出现所带来的史学新气象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他还专论宋代史学中的正统论、经学的变化、郑樵的《通志》及金石学的发达。郑樵的史学思想、宋代金石学的发达，均已为以往研究者所关注并研究，而对宋代史学产生有深层影响的正统论和经学变化则研究力度相对较弱。尽管作者只是简要叙述了正统之争反映于中国史学上的大致情况，但是以本书之成书时代而论，洞悉并提及正统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已属难能可贵。至于经学的变化，作者认为：“在北宋和南宋之际，伴随着史学的重要发展的同时，有关经学的观点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尤其那些作为古代史史料的经书即《书经》、《诗经》等，更是有着特别重大的观点变化。”1349924联系到作者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重视1349925，便可理解作者强调经史关系的意图所在，而明确指出“关于经学的观点”的变化对中国史学思想、观点方面的深刻影响，则是作者提示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环节。

明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中一直有待充实，早期成书的这部《中国史学史》却勾勒出了明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若干重点。“掌故学之一变”一节非常值得重视，作者强调明代掌故学之盛，在明中叶以前有“野史风格”，“指在正式记录之中不仅记入自己直接参与的职务故实，还记述了传闻以及其他新奇事务，有时还有将之编纂成书之风”。明中叶以后的掌故之学，“将以往风闻本位的记述一变为力求依据正确史料编纂掌故书籍的做法”。此种变化以王世贞、焦竑为代表，“嘉靖、万历以后兴起的将正确记录编纂成书之风，乃明代史学上的重要现象”，“此一变化倾向一直延续到了清朝”。1349926这一论断明确了明清史学的流变与传承，并为明代史学的客观定位提供了重要依据。作者专门论述了几位明代学者的史学贡献，如李贽的“旷古未有之过激思想史论”、杨慎的“考证之后经过归纳的思考”、归有光的“以学问为根底的主张”1349927、胡应麟开阔的学术视野及深刻的见解、焦竑对宋以来目录学的复兴等，使明代史学的内容显得较为丰富。

清代史学在这部《中国史学史》中有着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说明作者对清代史学的重视和熟悉。不仅如此，内藤湖南推崇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与欧罗巴近世科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1349928本书对清代史学作了较为系统地阐发，实可以看做是一部清代史学史专著。从内容上看，从《明史》的编纂开篇，继而分述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位清初学问大家，以及徐干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刘献廷等康熙年间的学者，再专述“修补旧史”、“考订旧史”、“《汉志》、《水经》之学”、“古迹的研究”、“古史的研究”等乾嘉史学的成就，并以“浙东学派的史学”论及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人的史学。作者推崇章学诚“既是浙东史学的完成者，又是建设清朝真正史学的有功之人”，“不论浙东史学的特色，还是清朝史学的特色，都是因为此人而愈加鲜明起来”。1349929在论及清代史学，甚至在论及其他时代的史学内容时，作者也常常以章学诚的看法引出论题，加以评论，可见对章学诚史学的重视程度。作者还论述了清代西北地理学、金石学的研究状况，由此涉及对晚清西北地理学、甲骨文、汉简等的发现与研究，在作者所处之时代来看，已属当代史学的范围了。

书末有三篇附录，分别为《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章学诚的史学》和《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值得一提的还有书前由谷川道雄为本书撰写的“中文版序”，序文从宏观着眼，对这部著作的重点作了言简意赅的揭示与提示，对读者深入理解本书的深意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