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史学方面的成果尤其卓越。陈寅恪就曾赞叹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发达则远不逮宋人”。1349930两宋史学发展迅速，史著、史论成果非常丰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主张。宋朝终结了晚唐以来的动荡不安，建立了统一的皇朝，政治经济都较前代有诸多的发展和变革。与此相应，宋人的文史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修史活动抑或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比之于前代都有较大的进展。而不同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矛盾，又使得两宋史学发展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北宋绵延百年的变法与守旧之争，使得北宋史学更多的是追溯前代，力图以前朝的经验教训佐证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南宋甫一建立就面临覆亡危机，激发当时的史家立足本朝，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沉痛思考而救国图强。同时，随着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专门史、方志、纪事本末体史书等内容与体裁方面的新发展，也成为南宋史学的重要特点。近年来，对南宋史学的研究不断深入，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然而，纵观这些著述，多是围绕某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却缺乏对整个南宋时期史学发展的综合考量。因此，近年出版的两部南宋史学专著——罗炳良《南宋史学史》与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对推动南宋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传统观念中，多认为南宋是“偏安一隅”、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其发达的文化教育、繁荣的经济生活、活跃的思想文化等因素往往被史学研究者所忽视。然而，2007年底，随着古船“南海一号”的重新浮出水面，对南宋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层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所主持编著的“南宋史研究丛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集合国内诸多宋史研究专家，就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作系统而有序的研究。其中，《南宋史学史》（作者罗炳良，人民出版社，2008）正是这一系列著作中的一部，全书共计40万字，全面而有序地论述了南宋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内容包括南宋的史官制度、修史机构；前代史、当代史、专门史与方志等史著成果；南宋史学的义理化倾向，以及历史考证学在南宋一朝的发展等内容。该书不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南宋史学作了整体的梳理，系统呈现了南宋史学发展的概况，而且增加了许多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对南宋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空白点，对一些相关问题也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对系统了解和梳理南宋史学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意义。

在《南宋史学史》问世之前一年，有《南宋史学研究》（作者燕永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问世。该书共分六章，从时代特征、史书体裁、史学思想、治史队伍等方面，通过个案分析与整体论述相结合的方法，对南宋史学的几个突出特点作了详细论述。作者还在此基础上，将两宋史学在前代史与当代史编修方面的发展作一比较，概括论述了南宋史学在整个中国史学史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影响。这两本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南宋史学发展作了深入、精到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南宋史学发展的脉络，而且还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有所创新，反映了近年来南宋史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同为论述南宋史学发展的专书，两书对南宋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征都予以关注。首先是对南宋时期蓬勃发展的各种类型的史著，两书都用了较大的篇幅评述，各自都提出了丰富的观点。南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史书的各种体裁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已经出现，并且大多数都臻于成熟。《南宋史学史》第三章至第六章，从梳理史著发展脉络的角度出发，将南宋一朝的史学著述分为前代史、当代史、专门史与方志域外史四类，每一类型下又各有条目，详细介绍了成书于南宋的重要史著四十余种，对每一种史著的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在吸纳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还多有创见。如在论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就详细考证了纪事本末这一史书体裁的源流，通过对内容体例、结构形式、撰修时间等方面的考证，对学术界存在的关于纪事本末体源于北魏崔鸿《科录》、隋王劭《隋书》或继承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说法进行了辨析，对袁枢创立这一史书体裁的功绩予以了肯定。此外，关于《资治通鉴纲目》作者的辨析，对《三朝北盟会编》的体裁等史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南宋史学史》一书也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有所创见，在学术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与《南宋史学史》的细致梳理不同，《南宋史学研究》一书对史书体裁的论述主要着力于这一时期异彩纷呈的史著编撰形式产生的源流与发展脉络，包括史书类型的多样化、编撰体裁的发展与创新、史书编撰领域的扩大等方面的内容，对南宋时期产生的一些重要史书体裁、体例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年谱等产生的过程、主要成果、意义与影响等都作了详备的论述。在探讨史书体裁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作者还对影响史学发展与史书著述的其他因素作了阐述，如“明源求实”的著史要求对“考异”类史书产生的推动意义，南宋史著的“一源多流”现象，朝政影响下史书的抽摘毁损与假借委托现象，南宋权臣对史书修撰工作的影响等。这些内容对研究南宋史学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此前很少作为专题被集中讨论。《南宋史学研究》对这些问题的逐一分析，使得对南宋史学尤其是史著体裁、体例的讨论有了更深层次发展。

其次，对南宋时期一些较有特色的专门史，如佛教史、域外史、民族史等，两书也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但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南宋史学史》对专门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学术史、佛教史和民族史等领域。南宋的学术史著作，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伊洛渊源录》、《道命录》等著作，直接影响到了明朝“学案体”史书的确立，《近思录》、《朱子语类》等书，俱是中国语录体史学的集大成者。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丰富的，但多为针对某一著作或某一学者的专门研究。而《南宋史学史》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南宋一朝的学术史著作，这些著述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由此一一确立，从而展示了南宋理学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对《朱子语录》一书，关于此书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多是从哲学角度借由此书分析朱熹的理学思想，而《南宋史学史》从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角度出发对此书作了新的介绍，不仅拓展了朱子研究的领域，也是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关于佛教史和民族史类著作，《南宋史学史》也有较为细致精到的论述。佛教史和民族史的著作虽然都不是南宋专门史领域的大宗，但在此一时期都有重要的发展。南宋时期，佛教的本土化已经基本完成，尤其是完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禅宗，发展蔚为壮观。此一时期的佛教史著作如《五灯会元》等，汇辑了佛教从“七佛”（包括释迦牟尼）起到唐宋时期禅宗各派名僧关于教义的记述和故事，是研究佛教禅宗的重要资料。这一时期的民族史著作也成果颇丰，这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南宋当权者的主要问题，因此，南宋一朝出现的民族史著作，多数立足当代，考证翔实，内容丰富，对研究中国民族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价值。《南宋史学史》一书对这两类史著的论述，丰富了南宋史学的研究范围，更加完备地呈现了南宋时期史学发展的面貌。

不同于《南宋史学史》对专门史分门别类的论述，《南宋史学研究》一书更注重对军事史领域著作的研究。南宋王朝从建立起，就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与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不同，讲兵论武、共抗侵扰成为南宋一朝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南宋的军事史著作就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成为当时颇为盛行的史著。《南宋史学研究》按照地理形势著作、名将传与守城录、兵制战备类著作等类型，分门别类、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南宋军事史类著作的特点与代表性成果，尤其重视这些著作的时代特点与时代精神，进而得出军事史著作是“南宋特定时代的产物”（《南宋史学研究》第一章，第77页）这一结论，对研究南宋史学的时代特征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再次，关于南宋一朝的修史机构与史官史家，两书也从不同方向加以论述。两宋是中国官修史书制度的成熟时期，其规模庞大的修史机构、繁复完备的史官制度、严谨缜密的管理体制，为历代所罕见，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南宋史学史》专设两章内容，探讨南宋的史官制度与修史机构，对史官的类别与职责，对修史机构的沿革变化、功能类型、管理机制等都作了细致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之上阐明了南宋史官与史馆制度的利与弊，对了解和研究宋代官修史书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南宋史学研究》一书并未设专章探讨官私修史的问题，但是在“多样的编修形式”、“庞大的治史队伍”等章节中，对南宋官修史书的一些特点都有所涉及，尤其注意到了南宋的“权臣禁私史”现象。南宋的相权历来是宋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相权庞大对南宋的政治、军事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南宋史学研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虽然篇幅不多，但对研究南宋的官修与私修史书之间的矛盾与联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对治史者的研究是该著作的重点内容，不同于《南宋史学史》将注意力集中于史官的做法，《南宋史学研究》对史官与私人修史者都很关注，而且在研究角度上也独树一帜，从身份的多样性、史家的群体性、史官的频繁变动等方面加以探讨；尤其是对史家身份的探讨，作者按照治史者的特点，将其分为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三个群体，以此为基础挖掘不同的修史群体所著史书的特征。这一研究方式，在研究南宋史家与史著的特征方面颇有新意。当然，这也存在一些问题，宋代文教发达，史家多身兼士大夫之职，南宋理学、心学、王学、事功学派诸学各擅其胜，在各种条件影响之下，很难划分某人专属史学家、理学家或者文学家，以此作为判断其史书特色的根据，似乎又失之偏颇了。

最后，在史学思想方面，《南宋史学史》尤为注重史学的义理化倾向这一问题。第七章就是对此的专门讨论，从史学义理化的发展趋向、具体表现、利弊影响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南宋史学义理化的发展。作者并未局限于南宋一朝，对史学义理化倾向的渊源也详加考证，如北宋盛兴的“春秋学”、二程“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北宋时期史著的义理化倾向等，都有所涉及，清晰地展示了宋代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发展过程，并且通过论述代表性人物如朱熹、陈傅良、吕祖谦等人的著述与观点，归纳出南宋史学义理化的四个特征：以经统史、先验认知、笔削褒贬、驰骋议论。对南宋史学的这一重要特点，作者并未一味肯定或者一味否定，而是在具体论述的基础上作客观的分析，最终得出“史学的义理化倾向并非南宋史学的主流”（《南宋史学史》第七章，第361页）的结论。而第八章关于南宋历史考证学发展的论述，也是对这一结论的有力支持。这一结论，对研究南宋史学义理化倾向的时代意义与长远意义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南宋史学研究》一书，则专列“丰富的史学思想”一章，在探讨义理史观之外，还集中讨论了南宋史家的其他历史观点，如会通思想、正统论、华夷之辨等，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批评与史学批评也有所涉及，内容丰富，基本概括了南宋时期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发展的概貌。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章的论述方式还可商榷。本章设四节内容，分别为会通思想、华夷之辨与南宋人的忠节观（包含正统论、《春秋》学、华夷之辨、忠节观四部分内容）、崇尚义理的史学观、南宋治史者的历史观和史学批评，这四节内容本是互相融通的，在本书中却有所割裂。“正统”的论辩与王霸之辨同源，后者却被本书归于历史观的范畴；《春秋》之学未必不可视作史学义理化的滥觞，而宋人的历史批评与史学批评尤其可见义理倾向的影响，在本书中，义理倾向则只包含天理、人心之说；本章对宋代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划分，割断了思想之间的脉络，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综上可见，《南宋史学史》与《南宋史学批评》两本著作，虽然研究对象相同，但作者的出发点各异。一为“史”，重点在于广集资料，梳理脉络，展现南宋一朝史学发展的盛况；一为“研究”，核心是发现问题，以点带面，归纳总结南宋史学发展的特点。因为侧重点不同，两书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南宋史学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的特色。《南宋史学史》开篇设“导论”，叙述社会演变与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先叙述整体的概况，自春秋至晚清，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对史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史学自身的借鉴意义又对推动社会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反作用。其后，详述南宋的社会特征。一方面是激化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方面是兴盛的文教事业与灿烂的学术文化。正是这种种社会现实，激发了南宋史学的重要特征，即“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史评意识表现明显”（《南宋史学史》导论，第47页）。史学的现实功用也由此凸显。“导论”一章，在全书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有助于全面了解南宋史学发展的背景与概貌。但是，令人感到不足的是，作者在这部分内容里没有对整个南宋史学的发展划分阶段，揭示出不同阶段的特征。而《南宋史学研究》一书的突出特点，则是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尤其是第五章，题目即为“个案分析：以史书纪事与史籍功用为例”，该章第一节以熊克《中兴小历》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比，这两部著作均以宋高宗一朝史事为素材，但在论述该段历史时存在着各自的特点。本书从史料选取、记事手段、历史观点等几个方面，比较这两部史著的异同，并通过比照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身份地位的差异等，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通过这样的个例研究，阐明时代背景对史学著述的深刻影响，并进而阐述南宋史著的现实意义及其在整个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南宋史学史》一书，体精用宏，全景式地展示了南宋史学发展的过程与成就，材料翔实而准确，条理清晰，完整地论述了南宋史学发展的脉络、规律与重要成果，对一些前人较少涉及的史著如《宋朝事实》、《名臣碑传琬琰集》、《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作了详细的考证与介绍；在具体的问题上又时有创见，如对《东都事略》在历史编纂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新修南唐书》在历史思想方面的成就等问题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体现了学术的创新。而《南宋史学研究》一书，既有全面的铺陈，又有细节的考证，逐一总结南宋史学发展的特点，对南宋史学发展的整体状况也注意归纳。尤其是该书所设计的许多表，如第27页起“有关北宋亡国的私家主要著述一览表”和“有关南宋初建的私家主要著述一览表”，第248页“宋代官修宝训一览表”，第255页“宋代所修玉牒一览表”，特别是附录中的“南宋主要治史者史著著录存佚目录”，收录了正史艺文志与一些重要目录书中记载的史家近200人，著述近500部，具有很高的资料性价值。

综上可见，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是南宋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南宋的综合研究也由此而更加深入和翔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