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后，中央一直把社会管理当做政府的基本职能，并且日益强调和重视。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管理，所以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其实，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能力，更取决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我们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真正在社会领域实现善治，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更需要高度的社会自治。因此，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既强调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扩大基层民主，又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文明的推进，社会自治的功能应当得到更大的发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强调社会管理时十分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社会自治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既不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简单地说，社会自治就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在目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它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城乡居民自治、社区自治、地方自治、行业自治和社会组织的自治。社会自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最直接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是还政于民的现实途径。社会自治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的参政积极性，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提高公民的治理能力，塑造公民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团结。社会自治还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减轻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着力推进社会自治。

第一，要更加重视社会自治。社会自治的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自治越发展，民主政治就越发达，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巩固。因此，要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社会自治的重要意义。

第二，要努力增强公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社会自治的主体是广大公民，公民的政治素质和参政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自治水平。我们既要尊重公民的政治主体性，相信公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也要改善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张扬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权利责任意识。要努力扩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创造各种条件让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锻炼和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

第三，要不断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城乡居民自治、行业自治、社区自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广大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既然基层群众能够治理好一个村，也一定能够治理好一个乡和一个镇。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不断推进社会自治，努力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适时开展乡镇社会自治的改革试验。在笔者看来，乡镇的社会自治比起农村的村民自治来，对中国民主治理的意义更加重大而深远。

第四，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建设健康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的自治管理，这种自我管理不是无组织的，而是有组织地实现的。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主要就是各种社会组织，而不应当是政府组织。没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社会组织和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自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超过40万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有可能超过300万个。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对于我国的社会生活来说，公民社会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应当相互对立，而应当成为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

第五，要建立和健全社会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政府要依法进行社会管理，公民也同样要依法实行社会自治。相比较而言，在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这三大系统中，社会系统的法制建设最不完备。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管理、社区管理、行业管理等领域还缺少国家的基本法律。例如，我国目前只有社团管理条例，但没有社团法。随着社会自治的推进，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国家法律，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会自治制度。在社会自治领域，法治要与德治有机结合，但是，即使是德治也必须有相应的章程和规范。没有约束性的规范，德治就会变成人治。

总而言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仅仅加强社会管理，即使做得再好，至多也只能有善政，而不可能有善治。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善治意味着，即使政府不在场，或政府治理失效，社会政治生活也依旧井然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自治，就难以有作为理想政治状态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