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政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与实践活动的兴起。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真正的全球秩序。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有五个要素: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全球治理的对象,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全球安全和普遍繁荣所作出的努力。
全球治理的兴起有五个基本原因。一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全球问题迅速增加;二是传统的国家主权遇到挑战,维持世界秩序需要新的方式;三是全球风险社会来临,国际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四是世界政治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国际社会进入多极化时代;五是一些国家治理失效,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在所有上述原因中,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其对传统国家主权的冲击,是导致全球治理变得日益重要的主要原因。
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演变趋势呢?
其一,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从而也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但是超国家组织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日益增大。
其二,全球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除了民族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之外,其他全球治理主体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其三,全球治理使主权国家的权力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全球治理使得一些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反之,一些原来的国际问题则成为国内问题。
其四,全球治理的价值日益呈现出“和而不同”的面目。从理论上说,全球治理的价值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然而,由于各国多样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政治经济现实条件,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中有着极不相同的内涵和意义。
其五,全球治理的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正在日益增大。各国政府和民众日益认识到全球规则对正常国际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全球规则的效力正在明显增大。
其六,全球治理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全球性与自主性是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相互对立但相互依存的属性,全球化在产生全球性的同时,也制造着自主性,并且赋予国家的自主性以新的意义。
面对全球治理的这些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发展起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论和全球治理战略:第一,深化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正确认识全球治理的实质和规律,根据中国的特点和国家利益,形成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观。第二,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建构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第三,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第四,建立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第五,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国家不平等地强加于中国的所谓“中国责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要中国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全球责任”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实际需要,是目前唯一可以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现实选择。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之所在。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不仅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的道义责任,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期待,而且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在全球治理中担当哪些责任呢?
第一,我们要主动参与全球价值的建构。我们反对把西方的价值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各国有着普遍的全球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而应当主动参与全球价值的建构。一方面,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提升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另一方面,要把人类的普遍价值融合到中国的核心价值之中。
第二,要参与全球秩序的重构。国家主权的结构和功能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国内政治权力和国际政治权力的重构过程,也是全球秩序的重构过程。“G-2”“G-8”“G-20”“上合组织”“NATO”,以及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等,其实都是全球秩序重构的不同形式。我们应当从长谋划,选择最合适的形式参与全球秩序的重构。
第三,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不可否认,现行的全球治理规则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许多规则并不有利于全球治理的改善,也不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不仅要参加相关国际公约和经贸规则的制定,还要主动参与全球软规则的制定,如重要全球议程和议题的确立、重要全球话语的提出等。
第四,要提供更多的全球人道援助。人类本身需要相互帮助和合作,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帮助需要帮助的其他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质,其实也是一个民族增加软实力和道义力量的现实途径。随着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
第五,要承担更多的全球安全责任。任何国家都应当对全球安全负起自己的责任,但大国的责任更多。中国不仅在维和、军控、防止核扩散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地区安全方面的责任也更加重大。
第六,要参与全球公民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但至今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为主,中国的参与程度非常低,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中国不仅应当在联合国等国家间组织中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也应当在全球公民社会中有重要发言权。
总而言之,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确实已经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及世界格局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国际秩序正处于重构之中,国家主权的内容和形式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从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还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看,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