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克洛夫曾发问：怎样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他认为，好的理论必须对某些相关问题提出有趣的“如果……那么……”命题。所谓“有趣的”命题，是指相对于已有的认知，所提出的命题中多少有些意料之外的东西。阿克洛夫的这番讨论，是在他于1984出版的《一位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关于经济理论新假设有趣结果的论文集》的序言中做出的（阿克洛夫，1984/2006）。在我印象中，这种对好理论的界定，并非他首创。因为在他的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已经读到过或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但记不清出处了。不过考据这一说法的首创出自何处这件事，现在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有趣的理论命题的形成，常常以有趣的猜想为先导。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猜想，在一系列经济理论形成之前，曾经是一个有趣的猜想。社会学家默顿有关“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猜想——“一个虚假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况去行动，结果最初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结果”（默顿，1982/2001：8）——也是一个有趣的猜想。事实上，默顿正是在研究“有目的行动的非预期后果”时提出这个猜想的。

从有趣的猜想发展为理论，即将包含了意料之外内容的猜想变为能够为科学的理性怀疑精神所接受的、可意料的系统认知，还要进行包括明晰概念、澄清条件、依条件展开逻辑推论等一系列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比较一下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猜想和默顿“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猜想的后续理论发展的命运，可发现不小的差异。众所周知，“看不见的手”的猜想经过经济学家们的持续努力，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对于“看不见的手”在何种条件下有效、何种条件下失灵，人们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意料之内的知识。而默顿在提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猜想后，虽然他自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建构工作，提供了不少令人豁然开朗的生动例证，从而使“自我实现的预言”有了基本理论雏形，虽然通过他的奠基性工作，这个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被运用于多个学科，但必须看到，撇开心理学在个体领域对“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研究不论，在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或公众领域，社会学界对这一命题在前提、逻辑、分类型扩展分析等方面，缺乏群体性关注和积累性跟进，因而在猜想提出和理论雏形表述形成几十年后，不仅仍然缺乏严格的论述，而且没有以这一猜想的研究为契机，扩展、衍生出更丰富的理论体系。这一差异与对理论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的理解有关。马歇尔在讨论19世纪后期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时曾指出，经济学的进步得益于推理和前提表述的精确化，这种精确化使许多以往的固定认识被打破，为“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马歇尔，1890/1981：410）。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在理论命题前提的精确化和逻辑推演的精确化方面逐渐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对依靠群体的持续努力积累理论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社会学界，却远未达成这样的理论共识。这阻碍了群体性的、持续的、有积累性的研究努力，阻碍了好的猜想转变为好的系统的理论。在我看来，对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深化来说，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达成这种共识是必要条件。

刘慧国的论文《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借助模型的初步分析》正是在使“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严格的并蕴含更多生长点的理论方面做出了努力。论文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对这一命题加以讨论，首先澄清一般过程特征；接着把集体行动参与率和个体行动的P值（人们认为预言发生的概率）纳入讨论，形成行动临界点模型；继而引入异质性问题；更进一步，放弃行动者能够完全观察到其他人的社会参与状况的假定，引入随机过程加以分析。这种从简单假定（从现实性角度看也是更强的假定）开始，逐步引入更复杂的假定（从现实性角度看也是更弱的假定）进行理论分析的方法，在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已经成为常规方法，而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仍是值得倡导的。

如论文标题所言，这是一篇“借助模型的初步分析”。然而，通过这种初步分析，却使“自我实现的预言”从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识别性概念变成了分析性理论。作为识别性概念，“自我实现的预言”引导人们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辨识出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机制的现象，特别是辨识出何种社会现象可由科学预测证实，何种社会现象则是与由科学预测的证实无关的“自我实现的预言”。默顿提出“自我实现的预言”后举出的诸多实例都具有这种识别性。而刘慧国“借助模型”对“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行分析之后，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预言在何种条件下得以自我实现，在何种条件下无法自我实现，从而使“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分析性理论。诚然，默顿在提出“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时，也谈论过这一机制不起作用情况，但他指的是“人类未涉足的自然界”（默顿，1982/2001：288）。当“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分析性理论之后，不仅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自我实现的预言”和科学预测的差异，而且使“预言在何种条件下可自我实现”成为可进行科学分析和科学预测的。因此，“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分析性理论，对经济社会治理来说，便具有了潜在的应用价值。

就理论分析而言，在阅读刘慧国的这篇论文时有两个环节值得关注：一个是假定后的分析；另一个是假定本身。

假定后的分析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假定和方法的匹配。所谓假定和方法的匹配是指在特定的假定下，采用怎样的方法能够得到有学术价值的结论；或者，在研究者已掌握的分析工具的条件下，采用怎样的假定能够得到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这是特别考验研究者理论能力和技巧的地方，也是目前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中相对薄弱的地方。在假定、方法、有价值的结论之间的反复尝试，是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在理论研究实践中，常见的是这样几种不同的情况：①做出现实性高的假定，有适当的方法，得到学术价值高的结论；②做出现实性高的假定，没有适当的方法，得不出有学术价值的结论；③做出现实性较低的假定，有适当的方法，得到学术价值相对低的结论。第一种情况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很难做到，特别是在对一个问题刚开始进行研究的阶段很难做到。第二种情况在研究中常常遇到，特别是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论文中并不令人陌生。我们不时会读到一些文章批评别人的假定太简单，与现实有差距，但在更现实、更复杂的假定下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则付诸阙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处理”式的结论事实上是用没有结论当作结论。当然，这种情况作为失败的研究经历，对后来的研究或许会有启发。第三种情况不那么理想，是次优的，但却是脚踏实地的。许多奠定基础的研究正是从这里开始。

在刘慧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现实性较低的假定和相应理论模型的匹配逐渐向现实性较高的假定和相应理论模型的匹配移动，从而展开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通过他的研究，对“自我实现的预言”有了更准确的理解（这是该文的主要贡献之一），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研究与已有的其他相关研究（如科尔曼、格兰诺维特等人对集体行动的研究）的联系和差别。在步步贴近现实的假定的最后部分，即放弃行动者能够完全观察到其他人的社会参与状况的假定后引入随机过程假定的分析，我认为是论文中最具个人创意的部分。但是，由于论文的定位是澄清“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最基础的构造，因而引入随机过程后的分析部分未充分展开。我期待以后能看到更充分的阐述。

如果说对刘慧国论文的“假定后的分析”的关注是在看他做了什么，那么对论文中“假定本身”的关注则是看他没有做什么，或留下了什么空间。通过对假定本身的关注，可以思考进一步可能展开的研究。例如，作为对“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初步分析，该论文为简化起见，将事件假定为非此即彼的二元事件，即预言发生事件和预言不发生事件。如果假定一个社会中存在多个预言，那么就可以和注意力分布联系起来分析预言引发的集体行动及其后果。在刘慧国论文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只需要做部分调整即可展开讨论，在方法上可能并不会贡献什么新的思路，但却可能因引入注意力分布而产生新的问题旨趣。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对“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行更为严格的理论阐述不仅是为了满足纯粹的求知需要，而且是在为回答具有时代精神的学术问题准备分析工具。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当今不能不关注的时代背景是正在深刻改变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信息化进程。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在直觉上感受到了。那么，信息化时代将会凸显哪些社会经济现象使之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与此相联系，信息化时代将在认知上反复面对一些怎样的突出问题使之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这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有必要意识到，社会科学界熟知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研究主题是信息化时代之前的产物。“看不见的手”是在应对市场化时代的问题时形成的学术主题；“国民收入总量均衡”是在应对工业革命时代产生的产能相对过剩问题时形成的学术主题；“理性的狂妄”是在应对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产生的社会工程思潮时形成的学术主题。这些主题在今天的时代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但我们必须思考：信息化时代有何特有问题和学术主题？经济社会学不仅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中获得来自学术内部的发展动力，也从时代精神中汲取动力。这是一个大问题，本文不准备多谈。结合本文的讨论，我想，在信息化时代，“注意力的非预料凝聚—趋同行为和人口规模的结合—具有不确定后果的群体行动”，将成为反复出现的一组社会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其中，“自我实现的预言”将是一种特别值得研究的机制。当然，这一组现象在信息化时代到来前就出现过。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在有了发达的信息工具后，它们将成为频繁出现的现象。对它们的研究，将形成凸显时代特征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