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中的交易模式和市场秩序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议题。一方面，构筑关系是中国人商业实践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盛行具有不对称特点的庇护关系；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生成和发育过程中，商业领域的交易模式和市场秩序无疑也经历了各种明显或潜在的变迁。《次生庇护的交易模式、商业观与市场发展——惠镇石灰市场个案研究》一文通过对惠镇石灰市场的个案研究不仅在微观上再现和描述了以上两个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采用结构与文化互联的理论视角，考察了次生庇护交易模式何以能促进市场秩序的生成，以及地方市场的商业文化观念何以从失信走向信任。文章不仅借助地方市场个案的微观场景透视了宏大的研究议题，而且构建了一个结构嵌入与文化嵌入相结合的市场社会学理论框架。

这是一篇高质量的理论与个案相结合的定性实证研究论文，读罢该文，获益良多。具体有以下这样一些学习感受和体会。

首先，文章理论功底扎实，思维细致缜密。作者系统梳理了以往对中国经济中关于关系特别是庇护关系的研究，并反思了传统庇护关系的理论预设，创造性地提出了次生庇护关系这一交易关系模式，这无疑在理论上深化了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盛行的庇护关系的认识。另外，作者敏锐地感觉到单一理论视角在解释市场秩序问题上的不足，因而提出了一个把强调关系和网络的结构视角与关注认知和理念的文化视角互联起来的综合理论框架。

其次，文章研究设计巧妙，资料丰富翔实。揭示地方产业市场中交易模式的转变和商业文化的变迁需要历时性且能形成前后对比的经验资料，而作者选取的惠镇石灰市场是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个案。作者运用纵向比较的个案研究方法，对惠镇石灰市场前后两个阶段的交易模式和商业文化进行了比较，并对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缜密分析。而且，在时下社会学者对企业开展调查困难加大的背景下，作者能够获得较好的进入路径，对这一地方产业市场进行长时间的细致调查，收集了翔实的田野资料，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丰富的有历史记录价值的民族志文本。

最后，理论框架与个案研究紧密衔接和呼应。个案研究最容易出现重描述轻理论或者理论与经验相互脱节的不足，但作者这篇文章很好地处理了理论框架与个案研究之间的反馈和衔接问题。作者构建了一个结构嵌入与文化嵌入相结合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市场秩序的生成，在对个案前后两个阶段的对比与变迁的经验研究中，分别提出社会纽带缺席和次级庇护关系两个概念来反映结构嵌入的两种状态，提出失信的商业观和诚信的商业观来反映文化嵌入的两种状态，提出市场萎靡和市场发展来概括两种不同的市场秩序状态。而且重点探讨和分析了作为一种交易模式的次级庇护关系的特点、从失信到信任的商业观的变迁机制以及次级庇护关系与重信誉的新型商业观之间的关系。经验研究始终在既定理论框架的范围内展开，并在经验研究中细化了结构嵌入与文化嵌入实现关联的内在机制。

当然，这篇文章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继续探讨可能会深化关于市场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第一，市场交易中的次生庇护关系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什么？作者明显已意识到该问题并在文中对此有所论述，但似乎仍有讨论的余地。作者认为，“次生庇护借由市场中‘结构洞’的存在与外部环境的约束和限制而产生，因此是以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为前提条件的一种关系模式”。可见，作者讨论更多的是次生庇护关系得以形成的制度环境，即跨越政治场域与市场场域的庇护关系的广泛存在，而一些厂商难以直接与政治场域建立初级庇护关系，所以不得已与能够直接与政治场域建立初级庇护关系的关系人形成次级庇护关系。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次级庇护关系一定依赖于与政治场域有直接关系的被庇护者作为次级庇护者吗？随着政府逐步退出市场交易，初级和次级庇护关系在市场交易中会消失吗？也就是说，庇护关系的存在是否一定依赖于政府对市场交易的干预或卷入？答案也许是未必。庇护关系实质上揭示的是市场交易中一种地位不对称的交易关系。市场势力的不对称可能不完全依赖政府作为垄断的市场交易者。即使在政府不卷入的市场交易中也存在市场势力的分化，只要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中就有可能出现庇护式的交易关系以及次级庇护关系。而这种不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可能是政府卷入所致，也可能是纯粹的市场过程的结果。

第二，市场从失信的商业文化走向诚信的商业文化一定伴随着交易关系中结构嵌入状态的改变吗？进一步讲，诚信的商业文化一定依赖于次级庇护交易模式吗？实际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如果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就不需要关系，也不会存在失信，也就是说，在社会纽带缺席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失信，因为失信行为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但问题是现实中鲜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势力分化、政府卷入等各种原因，市场几乎总是不完全竞争的。实际上，诚信的商业文化往往伴随着交易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糅合。也许作者所研究的惠镇石灰市场从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到重视信誉和道义，主要是一个从过去自身（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和他人的经历（文中水泥行业的经验）中学习的演化和适应过程的产物，并不一定依赖于次级庇护关系，而次级庇护关系则是市场结构的产物。重视信誉和道义的商业文化往往伴随着交易者之间包含社会性内容的关系的生成，但这种关系不一定是庇护关系（无论是初级的，还是次级的）。

第三，结构嵌入与文化嵌入的互联模式和机制如何细化？作者一直倡导的理论综合路径无疑是市场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且作者在文章中已经在将市场社会学中的结构视角与文化视角相结合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结构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结合应该是可能的综合路径中的重要的一条。但是在实现结构嵌入视角与文化嵌入视角的结合上，仍需对实现二者关联的可能模式、关联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思考。作者在该文中指出，“这里并不是将文化嵌入与结构嵌入独立或并列地加以看待，而是将前者视为后者在解释市场问题时无法绕过的传导机制”。作者把文化嵌入视为结构嵌入影响市场发展的一种传导机制，也就是说，不同的结构会生产出不同的文化，进而出现不同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绩效。但是否可能存在相反的逻辑，即不同的文化理念会生产出不同的关系结构，抑或存在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和共生演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