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王所长和民族所的各位同人，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还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方素梅，我们在过去有过多年的合作，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民族所，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我们所里做过几次演讲，讲的内容都是关于巴尔干半岛的问题。

我做这个研究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因为当前的巴尔干局势。它们正在民主化，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现象：风起云涌的族裔运动，非常活跃的自愿性问题，还有当地民族对它的民族价值观的态度的变化，这些都发生在当前的民主化过程中。

巴尔干半岛聚居着七个主要民族，还有几十个小的族群，以及几百个当地土著后裔群体。七个主要民族，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包括我的祖国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希腊、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等。这些民族说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信仰不同的宗教，主要的宗教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督教里面包括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此外还有犹太教。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中，这些民族冲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一直交织在一起，而这些有着不同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多样性人口，他们在过去和当前的政治实践中，又生产着不同的观念和理论，还有各种计划，这些东西又融入该地区不同的民主冲突中。因此，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显示出了很显著的民族主义的特点。

这些从过去带来的民族的、疆域的和民主心理的问题，使当前巴尔干国家正在向政治、经济、思想多元化的方向转型，而过去的这些问题又加剧了当前这种转型的复杂性，同时也影响了他们融入现代民主世界的国际结构中。

冷静分析19世纪巴尔干民族认同的各个方面，这个时期正好是民族认同形成时期，对于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过去和当前的过程有着密切的相似性。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正是19世纪的巴尔干复兴，类似于巴尔干复兴运动，而族裔的复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与过去的复兴不同的是，当代的复兴就像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1981年的著作中所说的，来源于浪漫民族主义。尽管浪漫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进攻性的，也是狂热的，但是它所释放的热情和主张已经被纳入现在基于民主国家的新的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成之中。

我做巴尔干研究的另外一个动机在于它的历史心灵层面，因为人们通常会这样认为，欧洲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巴尔干国家作为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失败的借口，以此来解释它自身的存在和存活，就是欧洲需要巴尔干作为借口。赫尔曼·凯泽林伯爵（Count Herman Keyserling）在他1928年出版的一本非常著名的书籍《欧洲》中说过一句话，“如果巴尔干不存在的话，它们也会被发明出来”，就是说要有巴尔干国家作为借口。

这是有关于保加利亚的历史，在巴尔干民族以及民族刻板印象形成期间，巴尔干国家其中也包括保加利亚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从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征服保加利亚，到1878年保加利亚解放延续了近500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压迫以及弊政，因此，它偏离了保加利亚作为一个天主教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尽管保加利亚保留了东正教的宗教和文化，但是官方却受到穆斯林土耳其人以及希腊天主教徒的统治。前面提到的文化复兴恰恰是在1700年奥斯曼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候兴起的，最终导致了武装解放运动，保加利亚在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赢得独立，但于1908年才宣布独立。

我们无论在讲话中还是在写作中，或者是思考巴尔干这个民族，从它的启蒙时期一直到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巴尔干半岛民族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持续动荡，对抗盛行，巴尔干化，政治、民族、宗教互不相容，蛮荒落后及民族之间的仇恨。

这种思考方式当然是基于巴尔干人的民族刻板印象本身，就是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一种典型方式，是有关于他者的一种刻板印象，但是这种刻板印象是不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公民所体现出来的、被大家认可的一些特点，则又是另当别论的。刻板印象和实际显示出来的特点是两回事，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来源于人们看待他们自身的方式，而这种看待他们自身的方式又主要来自神话，在神话中定义了这种理想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因此，族裔刻板印象是一个族群总体性的表征，由这个群体成员认为的典型特征所组成。通常族裔刻板印象的使用是带有贬义的，即使它的特点是正面的，因为它常常忽略掉个体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文献中一般认为，巴尔干人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主要由过去和当前的政治形势，邻居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所决定。

关于这个主题，最近一项研究的导论部分就说得很正确：“面对和比较不同类型的民族刻板印象，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只是理解巴尔干半岛的一种方式。保加利亚人总是憎恨希腊人，不喜欢土耳其人，喜欢塞族人，嘲笑罗马尼亚人吗？希腊人是否讨厌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人有优越感，对塞族人持妥协的态度，对阿族人持忽略的态度？阿族人与塞族人是否一直有着民族宿怨，而对土耳其人充满着仰慕？罗马尼亚人是否总是对他人撒谎？塞族人是否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Nikola Robev，National Library，Sofia）

下面是有关族裔刻板印象形成的一些根源的说法。在民族归属感形成之前，巴尔干人也包括保加利亚人，体验到的是在他们传统文化中对不同制度的依恋和忠诚。19世纪，巴尔干人将在群体成员资格中体验到的某些忠诚要素移置并投射到他们的民族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中。

我和同事做的一些初期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自身和相邻民族在实现社会地位之前，在族裔刻板印象中反映它们之前，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的。在这个地区，总体的文化模式有着某些相似性，刻板印象的产生和演变，既是为了适应自然环境，也是为了便于与其他民族的社会互动。

在当时所有巴尔干民族的文化中，家庭和亲属集体为每个个人提供了族裔认同和成员资格。关于希腊人的一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保加利亚人和巴尔干民族，这种说法就是“作为个体，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也不是任何组织的一部分，不能加入任何组织”。通过树立一个主要的、持久的终身忠诚模型，直系家庭提供了创建和保持忠诚于所有其他更大社会制度的必要基础，始于亲属关系，而止于国家。

保加利亚人和所有巴尔干民族还忠诚于19世纪的其他一些社会制度，就是邻里、村落社区。专业组织在公众生活、教育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的政治活动，为19世纪的保加利亚人提供了一种成熟的社会意识和联合行为。

这些社会制度为人们组织了众所周知和熟悉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集权化和层级化的，还有就是民主化，即局外人要加入这个群体，以及里面的人要出来的话，他们必须跨越的障碍。保加利亚文化的特点也和刚才说到的这些障碍的特点是有关的，在每一个层次，对“外国人”或者“陌生人”而言，有着无数渗透的可能性，在很多情况下由传统来调节。保加利亚人对于“外国人”的观念要比其他的巴尔干东正教文化更为温和，保加利亚衡量外国人和外部世界的行为标准，是他们自身传统社会组织成员资格的一种功能。

正如前述，19世纪的保加利亚人将以前在群体成员资格中体验到的某些忠诚要素，移置到了他们新近正在形成的民族形象和刻板印象之中。以下是一些俗语，来自17和18世纪，但现在仍然在巴尔干民族中使用，反映了他们对于他者形象的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

对邻居的忠诚被清晰地移置到对相邻民族的忠诚，所有巴尔干民族都有这样的俗语，如“邻居的狗不向邻居叫唤”；“远亲不如近邻”；“如果没有邻居的帮忙，婚丧嫁娶都是不可能的”。显然，这些话并没有把其他民族阻挡在障碍之外，他们没必要去跨越这个障碍，而且他们已经成为“我们”，这都是正面的。但也有另外一种俗语就比较负面，“邻居的母鸡比我们的鸭子还大”；“关好门，别让邻居偷你的东西”，反映了巴尔干民族对他者的某种负面的观点。

在巴尔干民族中有大量的俗语，关于相邻民族的一种认识，以下就有一些例子，但是这些俗语其实在意思上都是负面的，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比土耳其人还坏”；“如果狼在森林里，那么就是土耳其人进了村”；“希腊人比九个吉卜赛人还会撒谎”；“希腊人进了草地，连草都不会再长了”；“希腊人就像驴，是不能骑的”；“别人给了Vallachian一根黄瓜，但他拒绝了，因为这根黄瓜长得畸形”；“人们既不可能用南瓜做成碗，也不可能与Vallachian成为朋友”；“吉卜赛人的家里是没有奶酪的”；“就像吉卜赛人喝醉了酒一样”；“像吉普赛人一样黑”；“保加利亚人不可能当兵”；“可以吃犹太人的食物，但不能在他家里睡觉”；等等。有些俗语对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民族进行了直接的对比，比如，“病了的保加利亚人像醉了一样，而醉了的土耳其人像病了似的”，就是直接拿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这些俗语通常表达了对于他者的一种道德评估性的态度，强调他们的负面特征，令人不仅相信他们的他者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是很坏的。

这里讲到了自我的一种认识，保加利亚人对本民族的认识首先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之中的，而这些民族和他们有着日常的接触，包括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同时也将自己归属于整个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和保加利亚人这种双重比较一样，塞族人和其他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也是这样形成他们独特的民族自身的形象的。这种跟其他民族的族裔并置，通常是由不同的标准所界定的，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例子中已经说明了这些。土耳其人、希腊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族裔心理形象的建立，并不是通过普遍的指标，而是建立在每个民族某些具体的鲜明特征的基础之上。

下面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做两点总结。第一，我们所讨论的建立和加强民族团结、民族认同，前提和基础是保加利亚社会的传统结构，方式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族裔刻板印象的形成。第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是对历史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战略，基于当前集体的整个目标，当前目标对于保加利亚以及巴尔干国家来说，就是疆域的解放，是国家的解放，可能这就是属于它们当前的集体性目标，主要就是这两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