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所是民族研究的一个重镇，我们开始进入藏区研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是从民族所开始的，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从方法到研究过程和案例结果，我们都仔细研究过、学习过，延中让我来，我也只能在我们院里“出口转内销”，我从发展的理念谈起，从这再谈一谈发展经济学，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虽然发展经济学范围也很广泛，但是有两个基本问题，从它诞生之日起到现在还在进行着讨论，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说一下我们在藏区进行课题中间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一个案例向大家汇报一下。

发展经济学是和“二战”结束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有一系列的殖民地独立了，还有一些国家，面临着“二战”后的重建，努力之后的经济增长问题，怎么样脱离贫穷的问题。世界银行在这个背景下建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些想援助新的独立国家的专家、国家、政治家都在讨论，他们可能是缺少资金，所以开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讨论怎么样把资金输入发展中国家，而且目的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在那个时候如果说发展，其实就是经济增长。到后来就发现，单纯的增长是不行的，因为经济结构没有转变，那个时候就要关注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世界银行每年都有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报告后面有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是慢慢丰富起来的，一开始就是经济增长，后来就有经济结构的变化，比方说就业结构，在第一产业多少劳动力，第二产业有多少。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60～70年代，如果说看看那个时候的发展经济学词典，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区分什么是增长，什么是发展。但是到了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城市化加速了，这个时候人们就发现，仅仅谈经济不够了，环境会恶化，所以在发展中增加了环境。大家可能记得80年代末曾经有环境发展大会，中国政府当时在那承诺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怎么来保护，这样就在发展理念中增加了环境。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又讨论到了社会的发展，因为只有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调整，或者你讨论了地方环境，如果不讨论社会发展的话，特别是如果你不关心和帮助穷人的话，你会看到越是贫穷的地方，资源破坏得越厉害。在我们国家1982年开始三西地区的扶贫，那个地方树也不行了，草地都被铲掉，所以在这个时候会讨论社会发展。1994年，社会发展大会召开，后来又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发现性别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女性不发展，很多发展目标都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发展政策、发展理念和维度都在增加。

发展概念的外延扩展。如果强调环境，就会强调环境的可持续，如果强调人的发展，就会强调人类本身的发展，如果强调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就会强调社会经济发展，所有外延的扩展都和整个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发展理念内涵很丰富，特别到21世纪以来，人们发现增长很快的发达国家里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没有和别人分享发展成果。怎样发展才有利于穷人呢？怎样发展才公平呢？这里特别要提到包容性发展，如果一个社会缺少公正、缺少正义、缺少包容的话，那这个发展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例如很多社会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社会不公正，引发社会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停滞。

发展理念的转变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时候，很可能会陷入片面。我们特别强调，以自由看待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玛蒂亚·森把发展理念推到前沿，刚才说到的很多发展理念都和森的研究成果相关。他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类自由的一个过程，光看这个定义，你会发现非常哲学，好像是不着边际。那么这个自由是什么呢？他强调的自由，就是社会成员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从反面来讲，如果说你是贫穷的，那你在满足自己需求方面就是不自由的，你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你要想选择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想扩展自己的自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农民工选择进城，但是城市有一系列的制度限制着他。大家都知道，使用粮票的时候他们被叫作盲流，他们连粮票都没有，孩子上学要出更多的钱，比城市的人生活水平更低，所以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写过，穷人付出更多，越是穷人付出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城市的一系列的对农民工、对农村人口的排斥，这种制度使得他们在选择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发现，有少数的农民工，他会实现职业的转移。在城市实现自己的选择，这个就是个人的区别。如果我们调查会发现，有些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健康，或者他的家庭一开始和城市有什么关系。

就像安徽，有服务北京的户主，在这个时候进城会比和城市没有联系的人要更容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为同一人群，因为发展过程有区别，面对同一制度，可能最后是不一样的选择。因为这样，我们会发现，发展过程中国家、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区别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刚才说的是发展理念。发展经济学从开始到现在，始终关切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不然，一直去探究这个原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战胜贫困。所以大家会看到国际组织和国内一系列报告，会谈到为什么是东亚的奇迹，为什么是拉美的问题等。如果在同一地区大家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没有，结果不一样，这些就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福山有一个讲演，一个小册子，叫《21世纪的秩序重建》，其中讲到怎么通过外部援助来促进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讨论经济问题是不够的。如果要研究一个地区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自己的领域。对于单个学者来说，一个办法就是越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去了解别的因素。还有个办法，就是组成一个团队，选择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这样大家就可以从多方面综合研究问题。我们对藏区的研究就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里，我们去研究一个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为整个发展中世界提供思想材料。这也是我们课题组的中长期目标。短期就是我们的研究和发现，我们的结论和建议能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有利参考。

课题组的研究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02年），基于“政府治理和基层动员力”的分析框架，这个阶段是我们的开始阶段。我参加这个课题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王洛林同志与云南藏区中甸的县委书记成为朋友，这位书记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派研究人员去探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我当时就对藏区很感兴趣。所以让我来组织这个队伍，我很高兴。我们一定要做综合研究，调集了7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咱们民族所当时派扎洛去的，后来丁赛也去了。宗教所、法学所和社会学所等都分别派去了研究人员，主力是经济所。多机构课题组毕竟需要较高的组织成本，必须有一个核心组织。当时的调研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是初次进入这一领域，所以对于藏区的特色，大部分人还没有很好的把握。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经常组织学习，我们只有10个人，但就是这10个人，我们每个月至少请人来做一次讲座，可能涉及的领域都要做讲座。我们有很多学科，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其他人当老师，在汽车上也轮番地交流和学习。

第二阶段（2003～2005年），先后在青海藏区和西藏自治区从事案例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经济转型中的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如何用好中央的援助，怎样才能实现西藏地区经济发展。这个地区还不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要使那里的居民不被经济全球化推到边缘去，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利用公共服务来使这些人群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一旦他们满足了自己的基本需求，能力增长了，他们自然会创造和发现、实现自己所向往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认识，第二阶段我们主要研究这个。

第三阶段（2004～2005年）与第二阶段的研究交叉进行，课题组选择的“田野工作”地域，是四川藏区和西藏昌都地区。我们想去看一下，同一区域仅仅因为中央政府的援助政策不同，以及历史发展条件不同，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了队伍的大换血。我们的队伍减弱了，必须补充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以后，还面临队伍的培训。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中等以下的成果不可以出书，这是对读者的负责，至于什么是中等，什么是上等，我相信这就像是会看戏的不一定会唱戏一样。特别是课题主持人必须清楚什么样的可以，什么样的不可以，反复调整、批评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水平不行，那我们暂时就不要出书了。所以在第三阶段我们没有出书，只是在进行调查，一直到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我们在课题中实行了导师制。每个研究员带了一个副研究员。但是只有扎洛是独立的，因为他非常能干，能力很强。没有给他徒弟也没有给他导师。既有课题组小组培训还有导师制，保证新进来的成员和老队员融合，理解我们前面说的那么多的理念和思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阶段没有出书的原因。这个阶段我们只出了单行册。单行册出了四本，书出了三本，第四本书马上就要出来了。

第五阶段（2011～2013年），我们重访了西藏昌都行署辖区和四川省的甘孜州，分别在金沙江西岸的贡觉县、江达县和东岸的德格县走访村庄和农牧民家庭，着重观察“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民生工程建设”的实施效果。因为上次没有出书，但是作为课题主持人，要对资助机构负责任，我一定要交出当时承诺的成果。7年之后我们又去了，好处是看到了各方面的变化，政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如果再写的话，一定超过我们第三阶段的初稿水平。

下面主要来说第三和第五阶段的焦点研究问题。

无论做哪一阶段的研究，首先要有分析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以后就要讨论主要研究什么。越是大项目，越是包含维度多的项目，越要有焦点问题。分析框架告诉大家一个整体框架，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他至少知道整个课题的主要框架在哪里，研究的焦点问题是什么，这样可以凝聚大家。因为我们想出的是专著，不是论文集。论文集是你想写什么写什么，在一个大的框架里，编凑在一起。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要出的是专著，专题有以下三类。

第一，极端贫困的农牧民家庭和个人迫切需要哪些公共援助？我们想关注的是极端贫困的人群。哪些援助需求已经由扶贫、社会保障和惠农政策等正规制度所满足？哪些没有？哪些需求被基层社会的非正规制度所覆盖？哪些援助需求尚留有缺口？我们想知道缺口在哪里，知道在哪里，才可以提出建议。

第二，就这些需求缺口而言，哪些可以通过改变现有的援助方式来弥补？哪些必须由新增的援助来供给？哪些还有赖于基层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因为已经有一些援助的方式，但是这些援助方式能否弥补缺口呢？如果供给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建议新增援助；有一些援助到了，但是基层的社会经济环境限制了援助的效果，那么，我们来关注这些问题。

第三，即使是极端贫困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类型也不一样，有的是家里没有劳动力，有的是家里有天灾人祸等。所以，需要想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极端贫困家庭和个人特有的困难，选择政策干预切入点，才能抵达这些极端贫困的人，以求有效排除其发展的障碍并消除其边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