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高兴能够来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同事们有这样一个交流机会，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是我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向大家做一介绍，我也特别希望有机会和同志们做交流。我对民族所非常景仰，我们研究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这些同志都在各方面学有所长，都有真才实学，都是各方面的专家。二是民族学研究方法也是我特别希望政治学界的同志们能够多学习的，我们觉得现在的学问是要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实际的、有实践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我们才能得出真正的理论，特别是经世致用的一些理论。我们又是一个学部的，所以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高兴。同志们要做许多研究，需要各方面的背景，我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当中的一些情况做一介绍，特别是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也会涉及。我会尽量简短一点讲，有可能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提一些问题，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如果从更广义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它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有的学者把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归结为四次努力，最早有清末的，然后有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再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说真正成功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现在还把它概括为“中国梦”，当然以前的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算数。改革开放30多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初步的研究，一般认为我们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是工业化的中期甚至是中后期了，中部、西部，现在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波。像中部六省，包括西部甚至包括新疆，都是在工业化以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未来20年，那就是20年前的浦东。像中部的一些地区，长株潭、两江新区、四川成都城市带产业群，包括东北沈抚新城，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

在整个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和转型中，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的政治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点区别的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不同，就是大家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国际上讨论也很多，比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成功，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好像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说没有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想什么是政治发展、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同的定义有关，再有同志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各自不同的角度。从我们多年做这个工作研究下来，应该说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有这么大的发展，不可能说别的都变了，就是政治没有变。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把这个问题讲一讲，讲讲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是怎么考虑的。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2008年我做了一个小课题，就是研究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我们采访了一些老同志，也把当年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设想做了追溯和了解。改革开放之初，其实邓小平对政治体制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设想，他实际上是反应式的，当然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反应式的，按照西方学的理论是刺激反应学说。在发展中国家，殖民化和非殖民化以后整个进程都是刺激反应。邓小平当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想法有三个点，现在可以观察出来，不知道他老人家自己是不是非常有意识。

第一，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这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就是反封建，要搞民主。为什么他要发展民主，搞政治体制改革呢？首先他认为“文革”有教训，毛主席晚年有教训。这个话他说出来过，他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第五任院长李铁映的父亲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讲，邓小平管他叫罗迈，他说罗迈同志跟我讲，中国的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识。还有一位也是和我们院有关的，于光远说要补课，纯属书生之见。邓小平对政治体制发表了两个很重要的谈话，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不行，所以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具体他不知道怎么搞，但他有一个设想，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基层民主。邓小平的思想是要通过一个政府的力量和通过一个党的力量来扭转当时经济的颓势，搞现代化，他是这种思路。但是民主又体现在哪里呢？民主更多的在基层，基层实际上是政权的上移，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政治不设下限，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在农村是到乡镇的，那是一级政权。但他认为这个不行，要上移，上移到哪里是有争论的。另一个比邓小平思想更激进的人，就是人大委员长彭真，他坚持说要搞村民自治，因为政权走了，底下怎么办？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搞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治，这实际上是当时很大的一个东西。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改革当时的一个方法。它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是从1978年底到1979年初，是跨年的。这个会实际上思想并不是很统一，叶剑英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来统一全党思想，在改革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共识。因此，三中全会一结束，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79年1月春节前联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中间又跨了春节。三中全会跨了新年，理论务虚会跨了1979年的春节，之后社科院的事，就是中宣部自己直接搞，这个会上没有统一思想，甚至使思想更活跃了。当时在这个会的外头就是西单民主墙，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越开越乱了。主持会议的是胡乔木，实际是由胡耀邦负责的。胡乔木一看这个会有问题，就去找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就让胡耀邦做总结，胡耀邦就不去做这个总结。邓小平没办法，别人压不住阵，所以他出来了。邓小平还用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就是邓小平发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上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策略，他不知道该怎么改，不知道怎么改，他首先就决定不能改，“我先射一箭，这四堵墙，我先把这块地圈上，咱们就在这里面改革”。当然实际上也不太可能，但是你看他这个方法论，这些东西不能动，其他的就可以动，这个就是他的认识。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我先说政治体制改革，我先介绍一下所谓的顶层的思考，当然这很复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背景。

之后的改革开放，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有四大改革。第一个所谓的改革是干部“四化”。教科书上似乎不那么写，当然现在也没有什么成熟的写中国改革开放史和中国当代史的教科书。但不约而同的，只要一说政治体制改革，他们都说干部“四化”，领导干部的“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其实刚开始是“三化”，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是后加上去的，要讲政治，首先得革命化。这“四化”是什么意思？因为一切都是人事，人和事，改革是改一个事，要改革政体，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有一些拥护改革开放的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才能做这个事，没有人就做不了事。所以，改革首先从人开始，当然这是一个系统，不是说哪一天哪一点。他首先把老干部组成了顾问委员会，让老同志退居二线。革命化首先就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年轻的、有活力的、有积极性的，然后就是有专业知识的这样一些人。

第二个改革是减政放权，这是更大的改革。你们搞调查研究，肯定特理解这个事。我们现在的研究，2008年以来得到了很多所的支持，很多精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要研究亚洲，选了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准备把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包括政治发展做一个系统研究、经验性的研究，我们一步步扎扎实实做这个事。我们看了一些国家，看下来也有不同的类型，有西亚、东亚、菲律宾，等等。其实改革开放、工业化两个问题，在后发国家，有人讲东亚模式。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的自由，就是利，这个东西就是动力。中国为什么能行？无中生有，莫名其妙，这是习近平说的，有人说是张德江说的，浙江的两任省委书记都说过这个话。1984年我就去过义乌，当时什么都不是，现在居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城。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指数是义乌指数，整个世界消费品的价格实际上是由中国的义乌指数来确定的。这个地方在1984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无中生有，也就是经济学上讲各种要素都不具备，要什么没有什么，但是也发展起来了。莫名其妙，妙在哪里？给人民权利，给自由。

我们的改革开放，把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转变。所以，600万农民闯市场，大家都发财，一天能干24小时，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做48小时。中国人不怕累不怕苦，只要能挣到钱，那简直就兴奋得不得了，这就是历史，顺着这么走过来的，其实这是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就是要减政放权，要让老百姓自己做。义乌叫作“四允许”。所以，我特吃惊地发现，明治维新的那些诏书和1982年义乌县委的文件有很多词都是一样的，明治皇帝的诏书允许这个允许那个，义乌也是允许农民经商不受限制，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个就是中国特色，这就还是傅高义，这个人确实很厉害。他怎么出名呢？他是有情报背景的，这要感谢美国的政治学。有一次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见面，我还请教他，我说感谢你们对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才知道，因为美国的政治学在“二战”后是领先的，这你不得不承认，政治学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美国人构建的。因为刚开始看一个个人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其实很简单。因为政治学有三大方法，一个是历史法，研究历史的，因为政治学的对象不是研究民族的，民族也有这个问题，但民族是活的，回族有，维吾尔族也有，当然也是在变的。但政治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政治学缺乏一种对象，不是说到处都是政治你就研究，所以，研究历史，是研究基层、个案。再一个是比较法。因为现在中国这一段，像工业化中期和中后期，前面呢？前现代我们没有经历过。还有后现代，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怎么样？所谓的5000美元、1万美元、3万美元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当然不是说它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是幼稚了，但是可以看出来一段。这就是比较法。

“二战”后美国人要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它就派出了很多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去研究这个世界。哪两个机构资助呢？一个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另一个是国防部五角大楼。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做出巨大贡献的像亨廷顿都是很典型的，他有公开的身份，是美国国防部顾问，剩下的那些人后来我才知道，全是中央情报局研究中国的那些人，基本是中央情报局中国科的，像傅士卓、傅高义，等等。他们的学问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看多了，比较，我们叫作从差异性中发现问题、重复性中寻找规律。为什么这个事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你这里是这个样，在他那儿是那个样，为什么？你看一个国家看不出来，你看多了就明白，所以就是比较研究。所以，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傅高义是负责东亚的，他出的第一本书叫作《日本第一》，出名的书叫作《领先一步》，现在他岁数也很大了，80多岁了，他出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的，叫作《邓小平时代》，他的学术最高成就在这里。《领先一步》他就看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叫作府际竞争，做中国的研究要懂得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这么快，刚才我讲了，给人权力，全世界都一样，我认为这一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你看越南，越南现在发展很快，一个人搞三个兼职，天天跑，我就想起了80年代的温州。其实我们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当年的机制。除此之外中国谋求发展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政府的作用。中国的发展是两条腿，或者说是两个积极性，一个积极性是所谓群众的积极性，你用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政治学就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一回事，给它这个了，这个国家肯定会发展起来的，这是各国的普世价值。

菲律宾为什么不行？印度为什么慢呢？那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行，这时候你才理解，为什么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包括中国发展这么快，四小龙也好，四小虎也好，其实和它原来的社会结构被打乱、荡平非常有关系。敖仑斯讲过分立集团，原来社会都有结构，也就是说大家是各就各位的，谁老大，谁老二，谁老三，印度叫作“种姓制度”，其实每个国家都有“种姓制度”，都有社会等级。韩国是战争荡平的，中国是革命荡平的，日本是改革荡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要平等。菲律宾就不行了，菲律宾是家族，号称200多个家族，所以它有美国式的政治体制，但是它的社会结构和美国不一样。所以，它的工业化也起源于家族，但它永远搞不成别的国家那样。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既是工业化的动力也是工业化的障碍。中国怎么样呢？一方面是老百姓，另一方面是政府竞争，主要是县级政府府际竞争，所以它对生产组织是非常严密的，科学的，这是中国的特点。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就？比较具体的原因，这就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也是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就说腐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概念是“农民企业家”，农民和企业家不搭界的，是不能画等号的，那么这个等号是怎么画上去的呢？是干部。我们每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的背后肯定是有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的，无一例外。但是现在有问题了，你看反过来了，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背后都有企业家，这就是辩证法嘛，所以现在很难办。

我们的干部刚开始都是一样的，他可能是个乡长，他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家，什么企业家，其实就是个万元户。现在这个企业家已经是千万、亿万元的身家了，那我们这个干部呢？弄一个副处级，还快退休了，怎么也弄一个正处级调研员嘛，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得了吗？这就是问题，这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我们就这么一路走来的，这你也不能怨谁啊，没有这个就没有今天。所以，当时中国重大的一个改革就是减政化，但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包括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就是差异性，就是区域差异造成的。这个矛盾平常你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最突出？治理整顿的时候，经济波动了。经济一波动，中央要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浙江省要不要从浙江省实际出发，温州要不要从温州实际出发，你这个镇要不要从你这个镇的实际出发？但政府一定要给下面以空间，但是国家又是统一的，要遵守国家整个政令，金融政策就必须要统一办理，不能搞老鼠会，这都是矛盾的。所以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很大程度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间接反应。

第四个是承包责任制，就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政治体制，乃至行政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层面就是人民公社的废除，政社分开，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分开，这就和基层民主有关系。过去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人民公社是个小细胞，是全息的，这是毛主席当年的一个乌托邦的设想，其实根本就不行，普遍没有效率。那怎么办？最后就取消农民公社，把行政管理制度收到乡里去，这就是所谓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基层民主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中国在前期的改革四大类，具体的措施，就是“干部四化”“减政放权”“废除人民公社”“废除司法自由，强调法制”，后来变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政治模式。

改革开放之中，体现在哪里呢？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主要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是党内的民主，这两个是最主要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的还是要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体制改革前期政府的作用是很大的，经济往前走了，市场才会逐渐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已经宣布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就意味着政府的作用要往后退，减少审批，减少各种干预，发挥市场作用和国际接轨，用加入WTO来反推政府。加入WTO最大的作用并不是说出口待遇，其实是改革的倒逼机制，实际是把政府继续向后推。政府向后推以后，社会的管理就要靠法制，法制要往前行，所以，我们现在宣布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再有就是党的问题，党怎么能够保持。为什么呢？实际上是三个问题提出来了，即现代的一个前沿问题了：我们改革开放会成功吗？

第一，现在管理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没有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讲能力的危机，最大的问题是执政能力不足，就是讲这个问题。能力不足怎么办呢？所以他希望集思广益，共产党的民主和原来一个词特别接近——群众路线。我们研究过共产党民主，它不讲民主，它讲群众路线，后来把这个词逐渐变成民主，也就是在共产党这个词典里，民主这个词的来源和解释就是群众路线。所以，它是这么来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提高执政能力，这个很有意思。

而西方的经验认为民主是低效率的，因为民主是短板效应，往往导致民粹主义，像美国的财政悬崖最典型了，要让大家说了算，那往往谁也说了不算，达成共识的成本极高。但是我们的思路不一样，这也许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我们是重和睦、重和谐的，是协商民主的传统。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认为民主可以带来智慧，我们经常讲群策群力，集中全党智慧、全民智慧，中央特喜欢这句话，民治民用。当然这个话太老。

第二，反腐败，这在现在是一个大事，大家一定要关心，因为工业化时期肯定是腐败的高发期，这在全世界也是普世价值，只要是工业化，它一定是腐败的社会。为什么呢？三点原因，一是动力；二是机会；三是成本。什么动力呢？工业化是经济基础，那上面是上层建筑，这是工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怎么决定呢？具体来讲有四个变化：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所谓的关系就是社会结构，政治学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有变化，注重什么呢？注重一个是新旧，因为我们观察整个世界的过程，政治结构的变化，大到民主化，小到改革，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现在的看法，叫作政治发展动力学。原有的社会阶层在工业化以后往往地位有所变化，然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权力结构中没有地位，不是在宪政体制上，而是在实际中没有地位，所以他们要进行政治参与，由此带来政治变化或者叫作转型。这个看你怎么说，民主化也好、改革也好、转型也好。简单说，政治有时候很宽泛。中国政治经过30年改革，以政治学的角度看三老三新：干部、务农的农民、国企职工，这是体制内的三个老阶层。现在出了三个新阶层：农民工、企业家、白领。白领从职业上来讲应该说不是新的，白领有医生、教师，但有两个概念，一是规模和数量，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二是体制内外。过去的白领是体制内的，现在的白领是体制外的，是自己找食吃的，那身份就不一样了。“三老三新”的结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将来改变中国很大程度的就是这三大阶层，他们的动向关系中国未来的发展。

腐败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变化都带来财富的变化，主要是经济部门。这个话不准确，这不是我们的话语，但是为了说清，只好借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精英，经济精英发展起来了。那政治精英呢？刚才我也举了个例子，两个人年龄差不多，一个当了公务员，另一个当了企业家，前面二三十年走下来，您是副处级，他是千万、亿万富翁，这就形成了一个落差。也就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管理机构、官员、政治精英集团形成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实际上是腐败主要思想方面、主观意识方面的主观动力。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现在我国怎么样呢？腐败是少数，古今中外什么时候都有腐败，这次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封建王朝前期后期中期都有腐败，而且腐败很严重，汉初的腐败很厉害，所以，腐败亡国的话现在也不能这么说，清朝前期腐败很厉害，盛世的时候腐败也很厉害，像和珅就处于盛世，末期也有腐败，当然腐败是一个现象，是一个表征，它是内部问题、矛盾、弊端的外在表现，甚至是危机的外在表现。但是严重的腐败确实是问题，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实际上干部的待遇太差，所以治标治本，本在这儿呢。

其次，意识形态，因为西方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其实特朴素的一个道理，人家说你是共产党啊，你的调门多高啊，你是起高了。你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这帮人坏得很，要坏我们的事，要坏中国人民的中国梦。他就让你公布财产，你公布财产还有一个财产排行榜在那儿等着，那就乱了，那就是社会矛盾，那就是阶级斗争了。新加坡的财产公示制度就有一条，绝对保密。为什么保密？为什么申报的东西不能公布？它是最严格的，绝对是机密，只要公布，这个社会肯定对抗。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腐败问题，一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比确实很严重，面积也很大，为什么？就是刚才我已经讲清楚的，就是和我们的发展有关系，和我们的改革有关系，和我们独特的中国化道路有关系，你要不理解这个，就很难理解中国的腐败，也很难理解中国治腐的复杂性，真的是很难的。然后就是机会，机会也特别多，现在是建设财政。你们不研究反腐败，但你们要知道一个概念，贪污不是抢劫，要知道这个概念，贪污是贪污，不是明抢。贪污，市政府贪污，就是要搞工程，搞工程才能贪污。所以，机会特别多，建设时期就有这个问题。

最后，监管。咱们国家之所以腐败还是在控制之下，其实就在于这三个要素，三个相关性里就有一条，就是打击，这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面积，这么严厉的处罚。现在大赦国际都受不了了，法学界一说起来就激动得不得了，杀人杀得太多了，而且经济犯罪杀人这是违反法理学的。但是我们对腐败打击得非常严厉，新一代中央领导眼里看得更严厉，老虎、苍蝇一起打，怎么个打法啊，咱们倒是不怵大的，问题是你说苍蝇，所谓的苍蝇就是相对严重问题而言有比较轻微问题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你的待遇得好，待遇太低了不足以养廉，这是普遍的现象。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不好办。但中国现在就矛盾，你说你要给公务员涨工资，说实在的老百姓肯定也不干，但是你要不涨这个动力问题解决不了，法律是管住多数人，多数情况下人是可以遵守的，少数人在少数情况下不能遵守的，那样的事情是可以用法律来管。如果多数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一定能够遵守，这个法律是无用的法律。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干部待遇提高了，腐败的机会也减少了，将来这个问题会从高峰往下走。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这种趋势了，这是好消息。但刚才我说了工业化第二波又来了，这个腐败会不会过去，这个难说，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是关系，体制内部的这种关系问题。比如现在我们讲的大部制，政府机构的设置从原理来讲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第一，它要分工，政府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好，党政也好，党的内部也好，政也好，首先要有一个专业化。第二，政府和别的机构不一样，权力一定要相互制约，因为你是权力的管理，你是用权力来管理这个社会，所以不能让一个机构来掌握着这一方面的权力。所以，它一定要把权力拆分，分权制衡，分权不是目的，制衡是目的。所以，权力要相互制约。孟德斯鸠就提出三权分立，把国家的权力分成三个部分，其实也不一定是三种权力，可能还有更多，这是一种分法。这个权力被分了以后，被制约了以后又有什么问题呢？又有协调的问题，首先要形成层级管理，但这个很难，我们这么多行政层级，现在有各种方案，这是一个。第三，形成区划的问题。有人说把中国分成五十个省，或者建直辖市，然后在政府内部，大部制、小部制，党政分工与合作，这都是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研究的问题。有的时候外界老讲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研究，研究什么呢？那是你们的说法，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中央考虑的，我们都是具体的，党的建设、反腐败、行政区划、行政层级、政府改革，我们都是具体的。就像医生讲癌症一样，外人不懂说这个叫作癌症，其实那是组织胚胎学，有很多东西，不是一回事。

我再讲讲基层的问题，因为大家要下基层去。但我这个基层可能就有点抱歉了，你们研究的民族地区，说实在的很遗憾我去得少，因为我们研究都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央最关心的地方，肯定不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以我们这些年都在东南沿海研究，现在开始往中部走，这是工作的需要，所以我说的问题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经验。就说一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是我们说的村委会，这个制度不光影响了村也影响了乡，这个东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并且会进一步地改变更高层级的政治生态。怎么回事呢？简单说，拿选举来讲，民主就是选举，西方人这么说，中国不民主，是因为中国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争论的，是不是说选举就是民主。其实选举就是民主有一个前提，如果成立的话是可以这么说的，那就是每个人的投票是按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如果这样选举就是民主，但可惜现代的，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上来说，尤其这次美国大选，有史以来最大的倾听活动，大数据已经可以再次说明人的社会行为是可控的，选举是一个社会行为的控制过程。所以，你的个人意志，你以为是你的个人意志，自由表达更谈不上。

我国的确没有太多竞争性选举，但也有，就是村民委员会，但它不是政权，它是自治组织的竞争性选举，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民族地区也是一样。但现在这个选举已经扩大了，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县市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现在已经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演化为竞争性的选举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是中国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就是因为这个选举是在中国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也就是刚才讲的六大社会集团当中的企业家，他们是这个选举中的主角。为什么都是企业家呢？因为竞争性选举的基础是金钱，这又是一个普世价值，只要选举，它的基础就是金钱。

金钱选举的基础是什么意思？你钱多不一定选得上，但没钱一定没得选。所以只有企业家有那么多的钱或者他支持的人有那么多的钱所以才去选。选了干嘛呢？这就是说他的条件和他的动机，钱是条件，他有这个能力，他为什么要去选呢？这个事很有意思，就是社会身份、地位，更直接一点就是和政府、和官员平起平坐，主要是这个，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它并不是在刮地皮，当然这个因素也有，但这个刮不了地皮，村委会还可以刮地皮，但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已经差不多了，没什么地皮可刮了，但还有一些利益。人大代表主要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选举，我们现在民主了，副市长是由人大代表选举的，而且是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应该有很强烈的监督作用，对干部有评价机制，所以这一点也使干部对他们非常尊重。所以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基层通过选举就形成了一种共治的状态，这是中国最大的变化，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你不选，否则看起来不太可能，你已经这样做了，政治都是单行道，就退不回来了。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的基层干部包括党政干部，在受到人大的这种影响，甚至是监督制约越来越大了，人大代表基本上的主题就是企业家阶层，所以基本可以认为在很多地方，正在形成一种以党政官员为主体的政治精英集团和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经济精英集团的一种共治，无论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的角度都是如此。因为发展经济，地方经济也要靠这些企业家，靠他们投入资金，靠他们赞助公益事业，领导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尽快提升，要有很多显要的政绩。中央就是一个利剑，就是问责，你一出事当场撤职，有的都不问青红皂白，先撤了再说，所以，中央对他来讲就是一把利剑，他是很畏惧的。群众对他来讲基本上就是麻烦，好事不找你，有事肯定找你。现在谁能够帮助他们呢？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有求于他们，企业家也感谢他们，企业家也帮助他们，当然关系要处得好才行，而且不是个别的，是群体对群体基本形成这种关系，这个东西深刻地改变着中国，那么将来会怎么样？需要慢慢观察。

其他方面就没有太多了，我就大概把这个过程给大家讲一讲。现在总体上还是以成绩为主的，发展的势头还是好的，政治上也是稳定的，这都没有问题。第一，关键就是能否持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现在在这么大好的形势下，在这种发展势头下，在这底下刚才讲了结构的变化，最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值得关注。至于它究竟怎么发展？究竟带来什么结果？这不知道，说不清。但是值得关注。所以，总体感觉就是这样，给大家介绍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