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组织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以来,就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向前发展。一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主要以英美国家的工会组织为代表,它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同时更注重自身独立性的一面;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建立的工会组织,它强调工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与资产阶级展开尖锐、激烈的斗争,直至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20世纪初,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国际社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以及国内面临经济凋敝、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依靠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国家实力成为破解危局的唯一选择。正如列宁1919年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所说:“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中国共产党的工运理论与工会思想初期几乎全部来自苏联。可是中国国情又与苏联有所不同,中共面对的革命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残酷的。经过国民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工运实践,中共积累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工运理论与工会思想。可以说,1949年之前,中共领导下的工会具有双重角色和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一面与国民党的工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一面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激烈的斗争,为中共的革命胜利“冲锋陷阵”,发挥了与敌人战斗“桥头堡”的作用;而在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工会强调工人群众与政府合作搞生产支援战争、支援前线。它的角色是内外有别的。那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在没有外部“敌人”的环境下工会又将充当什么角色?它的职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有什么新特点?由此而衍生的有关工会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虽然工会的职能转变从中共有自己的统治区域——苏区时已开始,但是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地、完整地实践自己的工运理论和工会思想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6年)。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是中共工运理论和工会思想的真正形成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共以后的工会政策并为现在的工会做了组织与理论准备,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中共的工会组织、工运思想、工会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度,各层次的企业数量众多、分散经营,它们散漫而没有系统的组织,只有封建性很强的行会起一定的规范作用。伴随着鸦片战争而兴起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夹缝中,经历了跌跌撞撞、曲曲折折的艰难发展之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一些大城市中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已初具规模,其他一些内地城市的工商业发展相对还很滞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直接催生了两大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会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产物。人数众多、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是中共竭力争取的阶级力量,而资产阶级与中共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短暂的联合,可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同,双方都把对方“另眼相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既定部署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收归国家所有,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可是,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手工业、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将如何“处置”?在这一“处置”过程中,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自治机构将扮演什么角色,具有哪些力量,发挥什么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何对待“别人”更能反映自己的本质。同理,通过研究中共领导下的工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揭示的不仅仅是工会的作用、私营企业的变迁,还更能完整地、清晰地透视工会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共和国之初私营企业中的工会是完全有必要的,也相当有价值。
北京,这个曾经的六朝古都,不仅是明、清皇族聚居之地,在辛亥革命之后,又长期盘踞过军阀、政客、买办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因此“为这些人服务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手工业畸形发展”。与上海、天津等工业较发达城市相比,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仍很少,近代工业很不发达,它依然是一个消费城市,所以工人队伍中“多数是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店员工人和零散的建筑工人”,“产业工人不足7万人”。
可是,自中共把北京定为首都之后,它又显得与众不同,包括工会在内的各人民团体、各类机构和组织以及它们的各种活动都深深地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因为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毫无疑问,北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全国各地有示范和榜样的作用。选择北京的私营企业工会作为研究对象便可知全国其他地方私营企业工会的概况,是“一叶知秋”。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思考而已。”
通过研究北京市私营企业工会,有重点、有选择地把工会在当时的核心作用与功能揭示出来,它充当过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工会如何协调与它相关方面的关系,工会在面对大量的劳资纠纷中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非常重视加强工会组织的领导与各项职能机构健全的工作,所领导工会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全面地介入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研究当年工会最直接的现实意义,一是为现在的企业工会建设提供历史的理论根据,二是以史为鉴来重树工会这一工人组织的职能,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特别是私营企业中的各种矛盾,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书的研究时段界定为1949~1956年。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随即中共工人运动委员会开始着手筹建工会组织,所有与工会工作相关的一切活动正式大张旗鼓地开始,由此可见,以1949年为开始恰当地反映了共和国之初中共领导下工会的全部活动。以1956年为结束点,是因为经过了“三反”运动、“五反”运动,特别是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到1956年初北京市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经完成,私有制及其代表的私营工商业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正式成了“历史”,工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也到此为止。
在研究的空间上,本书以1949~1956年当时北京市所属的各个区县为对象。1949年10月之后的北京区划经过几次调整,有所变化,不过本文所研究的私营企业与北京市行政区划的变革关系不大,因为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当时北京工商业集中地的一区和三区,另外六区、八区、九区、十三区也会涉及,不过这几个区在中共入城之初就已属于北京市管辖。
私营企业指当时北京市除被中共认定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没收之外的一切由个人或合伙人经营的企业,不包括共和国初期的公私合营企业。在这里主要包括四类:一类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类是像瑞蚨祥、同仁堂这样的私人商店、药店;一类是小手工业,小作坊企业;还有一类是存在雇佣关系的搬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