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知识话语中，作为人文学科领域分支的“中国文学”“神话学”等，无论在其学科建制还是内在学理特征上都存在不容忽略的困境，对这个困境的认识必将促成反思与新的研究策略的产生。从学科建构角度看，神话学作为高校学院化专业知识生产中的一门成熟学科，究其底是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科制度建立的结果。沙姆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指出：“‘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来界定的，其他人文学科则是首先以古典语文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1470151用“神话”和神话学来解读不同地域的古人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接榫的有效性？

针对这些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对“神话”在中国的最初引入、使用情况、研究特点等进行学术梳理。1470152近年来，学界更旨在对中国神话研究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例如对“神话”的概念澄清、学术范式的质疑、研究意义的前瞻等方面做深入探讨1470153。目前业已形成共识的是：“神话学”在西方知识界的生成和运用，与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紧密相连，“神话”与神话学绝非一个本然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等待着被揭示和被展示。相反，“神话”是一个充满张力空间和阐释力度的术词，不断规范这个术词的是潜行默运的文化背景和权力机制。具体到中国，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中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话”概念，更没有神话学的谱系和既定范式，这使得它所牵涉和表征出的学术状况较其他现代学科显得更为复杂和纠葛不断：一方面，“神话”与神话学随着中国现代思想的转型、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现代学术谱系的形成而发生；另一方面，“神话”与神话学又与批判现代社会、反思现代性一起，被作为后现代知识资源引入和论述。换言之，被我们称为“神话学”的那些内容无不是在现代学科的建构过程中得以进行属性划分和实现其意义的。我们以“神话”的名义对古人及其精神世界进行言说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人不断认同、接受和皈依某类现代性知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并非理所应当的现象，实质上仅是使用被建构的现代性知识来进行各种叙述。这些叙述根植于深层信念结构中的价值判断（伊格尔顿语1470154），在不经反省的经验领域，“神话”在可操作的学术领域内被不断专业化和固定化，大量相关知识被成批复制生产。

基于此，本章首先将注意力投向晚明。晚清诚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然而，晚清却并非华夏文明第一次碰撞西学的时期。众所周知，早在晚明就有过中西学的碰撞及争论。那么，晚明对西学的论争、分类和认识对晚清有无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对理解“神话”的本土归类与定位有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