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本书的研究也许应该才正式开始。作为学术史的反思性研究，笔者的视角始终是围绕“神话—古史”而展开，旨在分析它们如何联袂共生于近现代文化与学术转型中，并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建构及民族主义认同。在这层意义上，神话学与历史学（以及由历史学衍生出的考古学）一起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观念世界。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并没有从常见的人类学、史学、文学角度归纳分析，而是以“神话—古史”如何共同建构并强化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为线索。就“神话—古史”的角度，若对中国神话的研究不切入古史，或多或少地有缺失关键命脉之感；反之亦然。对古史的研究、对文明的探源若忽视或悬置了神话，则有直接或间接地规避中国上古文化特质的遗憾。继梳理与反思之后，更重要的是吸收前沿资源并开拓新的理论与方法。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课题组已经有其他成员在从事相关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1470641

在全书的写作中，笔者始终强调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进化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趋向，这乃根源于“神话—古史”观念及其体现出来的轨迹与特点。殊不知，也正是这个最大的特质在不断消解神话本身的魅力。关于这个问题，吕微教授、户晓辉教授、陈连山教授已经在做可贵的、严谨的学科论述。1470642于笔者来看，无论是实证科学还是阐释性学科，包括人类学的种种田野调查、文化转向等，它们在研究心性、神性、信仰中遇到的困难是：无法用人类目前所熟悉的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来测试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更无法用理性思辨，用证据去证明，或阐释人性的完善与超越。例如，如何用神话学去研究先秦典籍中的“神”呢？甚至可以说，目前的神话学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神话历史”的诸多维度。再稍偏激地追问，归根结底，研究是关乎个人情志与意愿的事情，倘若研究者不认同理性—感性、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模式，那么，“神话”及目前神话学的主流话语就有被整体解构的危机。举个例子，倘若读了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 A. Cremo & Richard Thompson）的《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ogy）一书1470643，或读了《审判达尔文》1470644《中国与达尔文》1470645等，都会让人诘问现代学术对“古”之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现代社会基于一种世俗功利的计算技术和理性方法，改变了古代“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祛魅”的过程就是人类用自己取代了“天”（或“上帝”等），把人类自己作为最高价值和意义的本体，把“世界”置换为一种世人可以通过知识、理性和操作步骤（尤其是经济行为）来掌握的对象。换言之，过去如影随形（无论认同与否）的超验神圣性消散殆尽，人丧失神话信仰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当神话成为神话学的时候，也就是神话逝去已成定局之时，并且，这是无法规避、逆转的。

人，到底存在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之所以只能从“巫史”，从考古学角度去理性地研究上古，把上古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统摄为神话，乃是因为我们人类目前所固定拥有的“二元化思考模式”（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不就是在揭示这个吗）。现代文明，包括知识、逻辑、哲学等都在强化理性—非理性的对抗，神话学或其他现代人文学科无不是这种对抗中的衍生物。相反，“古”的文明为我们提供的则是其他感知世界，建构知识、思想与智慧的可能（比如佛学、儒学等）。相比其他学科，神话学的真正魅力还在于能帮助我们进入这些世界，比如荣格、铃木大拙、杨儒宾教授等都在这方面有宝贵的探索经验。这类研究迥异于本书所研究的“神话—古史”面相，但此类实践也是我们借助神话走近古人古世，或者说借神话之桥走近人类自己的必要维度。在这个维度里有一位在文学领域也许让人感到陌生的思想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1470646虽然肯不是神话学者，但是，他对荣格、对神话的理解，对西方New Age（新世纪）思潮的批判性反省，已然达到了神话学者的高度，甚至超越了神话学的学科旨趣，指向更为终极的人本意义，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与启发。肯认为神话蕴含着人类的原型（Archetype），因此具有神秘的或超越的重要性。但是，“原型”乃是缺乏内容的神话“形式”，然而灵性的自我修炼及体验却是“无形”的觉察，神话与心性以及与人性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他认为，荣格最大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人作为“集体的”和“个体的”经验。换言之，一个人的心智中遗传了某些集体的形象，并不意味着这些形象就是超验的，或关于人之终极意义的。荣格的“原型”和灵性的、超越性的觉察没有关系。“原型”只是人类意识中最基本的、日常的、属于存在面的遭遇——生活、死亡、生产、母亲、父亲、阴影、私我等。鉴于此，肯一再主张要区分作为神话阶段与灵性阶段、前理性与超理性之不同。看到“前理性”“理性”“超理性”等字眼，容易让人觉得这又是一种进化论的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综观肯的著作，其目的是要凸显人之理念与神性，人之肉体、意识与精神的完满。

换个角度，儒家的工夫论、心性论、性命论其实与肯的论述是一致的（虽然他从未关注过儒学）。天下之道，殊途同归。在此层面，上古文化以及后世经史传统中的“神”，并没有“话”可对应，它们是性命双修的身心修炼境界。面对这个境界，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条研究之路要探索。当然，从荣格、铃木大拙到肯的研究，仅能代表神话学的心理学、灵学路径。正如笔者在引言中谈到的，“神话”概念与神话学是让人莫衷一是的问题丛，它的纷杂与万象、张力与深度，正是其吸引力和魅力所在。张光直先生曾感言：“我逐渐发现，在我自己有兴趣研究的题目中，只有两个是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者都感兴趣，喜欢从事研究的：一是城市发达史；二是神话。写这两个题目中的任何一个，或是其范围之内的一个小问题，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志同道合的人多，可以互相切磋琢磨；坏处是写起来战战兢兢，牵扯不少人的‘本行’，挑错的人就多。”1470647张先生都有此感叹，更何况我等俗辈。在战战兢兢中，笔者诚恳欢迎各位“本行”方家挑错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