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皮凯蒂的批评是尖锐的，因为它略去了枝枝叶叶，而将批判矛头直指皮凯蒂论点的中心：r（资本回报率）大于g（GDP增长率）作为普遍规律存在，并成为不平等扩大的关键因素。而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都是有问题的：既不存在这样一个所谓“普遍规律”，同时r＞g也不应是分析不平等的核心要素。对于前者，作者将皮凯蒂和马克思做了比较，认为皮凯蒂犯了和马克思一样的错误，即将自己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现象夸大为超越历史和经验的“普遍规律”。而对于后者，作者则通过南非和瑞典两个案例试图证明，不是r＞g，而是制度和政治因素才是造成不平等状况变化的关键因素。作者发现，两国不平等状况的重大变化时点总是与重大制度变化时点高度重合，如种族隔离制度、劳动市场制度、税收制度、选举制度等。作者因此认为，与其关注r与g的变化，以及从数据上看到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不如更关注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同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皮凯蒂将如何回应这个有力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