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夏兰：汪晖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两个基本的理论关切，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一是要开放一个关于政治和国家的独立思想空间；二是涉及平等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要讨论当今国家形式的危机，有必要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国家保持距离。当下反思国家问题所需要的思想距离，首先涉及对平等问题的基本的再思考。不反思平等问题，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思考，也不可能有实验政治。

鲁索：当下被一种极端的反平等主义统治着。因为它是“仁慈的”（charitable），所以更令人气愤。但是它仍然占统治地位，因为先前关于平等的政治想象已经被消耗殆尽。

鲍夏兰：问题不是让每个人都等同——和谁等同呢？而是成为另一个。正如巴迪乌（Badiou）带有哲学精确性的说法：等同于自己的无限和无意识，成为另一个——形成一种主体性。

鲁索：就政治而言，这是最大的挑战：迫使国家去鼓励任何人成为另一个，这可能吗？

鲍夏兰：对国家而言，更准确的说法是谈谈缩小不平等的措施。

鲁索：汪晖对于中国目前国家形势的分析——“新秩序”，是建立在一些论点之上的，它们的解释力度，以及简而言之的理论价值都是应该考虑的。其中的主要论点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是以对80年代末社会运动的处置作为前提的。正如他的第二个论点所尖锐指出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并不是由于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而形成的单纯经济进程的自发结果。相反，这些发展只有在国家的一系列系统干预下才是可能的。这两个论点探讨了政治与国家、国家与经济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运动的核心是一种强大的要求平等的张力，只有当这种张力被消除之后，90年代的经济政策才成为可能，这是一个独创性的观点，对于未来的80年代末社会运动研究有很好的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