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8～1718年，康熙皇帝下令制作了一系列中国地图。借助中国宫廷中博学的耶稣会教士的帮助，先是北京，接着到长城，最后，整个王国都被绘入了地图。尽管在最终完成的一套地图中仍留有大片空白区域，但康熙还是非常满意的。这是欧洲人运用自己的先进技术来定义和分解中国的一个良性的早期交换，此后，这一历史变得复杂交错起来。

三个世纪之后，此种探寻还在继续，但地理学不再是重心。在不同的情况下，中国被视作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混合物，或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异常现象。这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相较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对历史例外论有着更大的诉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个特点：中国使用的本土文字（虽然经过了简化）已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同时，在其他社会发生分裂或屈服于更大的政治体的情况下，自19世纪以来，相同的族群结构和领土疆界——有些人愿意称之为政治文化——在中国基本得到了保持。

在《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书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列举了这些特征以支撑他的如下观点：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远非现代欧洲政治形式的遥远后裔。相反，他将中国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转向追溯到宋代。他因而论述，中国构成了对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形成的正统理论的反抗。

数年前，汪晖被称为中国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头衔在中文中（同时取决于你本人的政治立场）既可能意味着反动，也可能意味着进步。但他本人的经历和轨迹则更有趣。汪晖曾在陕西农村接受“再教育”。其结果则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汪晖的关注点转到了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从农民到下岗工人。汪晖本人并不喜欢“新左派”这一提法，因为这个词深深负载着欧洲历史。的确，《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中布满了种种对用于描述中国经验的欧洲范畴的质疑。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被羞辱，揭示了中国的相对落后，自此之后的150年间，现代性成为中国的一大执着。从那时起，迎头赶上的想法主宰了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寄望从亚洲帝国朝向欧洲式民族的转变能给中国提供某种政治救赎。

汪晖发现这种历史解释存在问题。现代欧洲历史学中盛行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惯于贬低帝国，但汪晖认为，这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显示，中华帝国在权力中心的问题上是高度多极的，中央集权帝制并非准则。此外，中国还经常处在非汉民族统治之下。事实上，民族国家（如在威尔逊或列宁的定义下）往往强调种族、宗教、领土和语言，中华帝国则允许各种地方形式的大杂烩繁荣发展。在族群、地理或宗教之外，表现“中国”的最佳方式应是一种正统儒学理论，在这种理论下，甚至外来王朝也可能获取合法性。

无论如何，一旦拾起了目的论，就再难放下。汪晖引用了黑格尔的论断：“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的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此外，进步叙事对中国开始现代性的过程毫无疑问也是关键的。儒学反顾黄金时代，强调延续性，现代性（无论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则把重点放在断裂上，放在通过离开过去来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未来之上。这里的诱惑因而是将中国视作深陷在静止的历史之中，一直到西方的到来。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譬喻则是西方的能动性遭遇了亚洲的被动性。

相反，汪晖则指出，中国现代性具有与外来影响同样强大的本土根基。他认为早期儒学的“天”对秦汉时期的道德和政治是关键性的，但“天”被认为是内在的，无法得到分析。汪晖反对这一看法，他提出了对时间进行纵向观察的视角，以此观察形成于宋代的理学中的“道”。理学同样是通过注释重新阐释和定义了经典，并颠倒了通俗的历史偏见——汪晖认为，在理学中，“不是父亲制造了儿子，而是儿子制造出了父亲”。简言之，中国的“现代性”还有年长的同盟。

实际上，汪晖发现，中国的革命时代同时受惠于古老本土资源和现代理念的观点也可找到欧洲的支撑。托克维尔就惊讶地发现，法国大革命时许多标志性的理念、习俗和态度，在旧制度社会中已经存在，这使得现代性是由断裂而非延续性主导的叙事被动摇了。

不过，整体来看，汪晖描述的现代中国更为突出的是其例外性，而非（与欧洲的）相似性。在他所描述的例外中，最有趣的大概是他对瓦尔特·本雅明以及更近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驳论，本雅明和安德森将印刷文化视作民族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汪晖认为，中国最大的一场白话文运动的性质是口语的而非书写的，这场运动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采取的形式包括歌谣、说书、韵文、街头剧和地方戏。汪晖在此表示，印刷文化不是最主要的。但仍有可能存在这么一种情况：中国高度受国家管控的印刷图像文化已经生产出了一个被抑制的民族国家，而当贯穿国内的自由政治对话成为可能时，民族国家才最终成熟了。

《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Michael Gibbs Hill译，哈佛大学出版社）仅仅是汪晖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初版）的导论。尽管该书已很简洁，读起来却并不轻松。但这是值得的，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及其与中国帝制历史之间的关联，该书提出了新的追寻和回顾方式。从康熙皇帝的时代到今天已有三个世纪，而现代中国的地图上仍留有大量空白。对英语读者而言，这本迟来的译作有助于我们看清这片土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