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7月2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王宁

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

王宁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欧洲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翻译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1992年8月至2002年2月，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和首席导师。2000年12月起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兼首席导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外语系学术主任。

王宁：今天很高兴和大家来分享最近的研究心得，虽然我这个题目既没有提到传播学，也没有提到新闻学，但实际上它和新闻传播学有密切的关系。刚才洪浚浩老师提到了新媒体——New Media，我们都知道，当今英语世界，有一种文化研究，即Culture Studies，它包括四个方面，其中就有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其实，翻译就是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媒介，这是翻译的传统定义。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不再是过去所说的“读书的时代”，正如一位老作家在《读书》杂志上所哀叹的：“今天的青年人已经不读书了，‘读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并不代表大家都不读书了，我们也在读书，只是不读纸质的书，而是Reading Online（在线阅读），即在互联网上读书。同样，如今并不是说语言文字翻译不重要了，翻译不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它还包括图像的翻译，下面我向大家阐述一种跨学科的翻译视角，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翻译的新定义。

讨论翻译的定义问题，学者们一般会从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翻译定义开始。雅各布森出生在俄罗斯，是一个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按照他从语言学角度所下的定义，翻译可以在三个层面得到理论的描述和界定。第一，语内翻译——Internal Language Translation，即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把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我们都知道儒家的经典，比如说孔子的《论语》，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能通过古汉语来阅读《论语》呢？大多数人知道《论语》都是通过后来人比如于丹的阐释来了解的。国外的作品更是如此，比如有一位爱尔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Seamus Heaney，他曾经把一部经典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2000）翻译成现代英语，这实际上等于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因为今天的英美人基本是读不懂古英语的，古英语对他们来说几乎就等于另一门外语了。同样如此，今天的希腊人也是读不懂古希腊语的，要想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章，必须把古希腊语翻译成现代希腊语，因此，语内翻译是很重要的。第二，语际翻译，即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比如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这个在雅各布森看来，是“Translation Proper”。第三，语符翻译或称作符记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也就是把一种符号比如一种图像、一种影像用语言来表达，或者把语言文字用图像来表达。

由于雅各布森认为语际翻译才是真正的翻译，因而人们一直认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并无理论可言，这显然是一种翻译研究中的语言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然而，随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现代翻译学的崛起，以及接踵而来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冲击，人们越来越感到仅仅从语言的层面来定义翻译显然不够，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

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率先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是这种转向最终仍没有使翻译走出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窠臼。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翻译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仅仅在语言层面上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从所处的时代氛围和大环境来看。近年来，高科技以及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当代青年已经不那么习惯于沉浸在图书馆里尽情地享受阅读的乐趣，他们更习惯于在手机上或者平板电脑上下载网上的各种图像来阅读和欣赏，这是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国学者的普遍感觉，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2014年，我到剑桥大学，在从伦敦到剑桥的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在读报纸、读杂志，只有一两个中国人在那里看手机，因而中国人经常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不读书，我在往返于上海和北京的飞机上也发现，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阅读手机。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读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读图的时代来临了，这种担心也许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状况，但至少已经给我们以启示：既然传统的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书本的语言中心主义是否仍然坚不可摧？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阅读和阐释方式，是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为此，我在其他学者和我自己的研究基础之上，从七个方面重新界定了翻译。

第一，同一语言内从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化，这个是沿袭了雅各布森所讲的语内翻译。第二，跨越语言界限的两种文字文本的转换，也就是所谓的语际翻译。第三，由符码到文字的破译和解释，这是所谓的语符翻译或者是符记翻译。我们都知道，电报都是用电码，电码都是用四位数，包括我们的名字，都有对应的中文电码，比如我姓王，王的电码是1337，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立即把它翻译成文字，这也是一种翻译，即符码到文字的破译和解释。第四，跨语言、跨文化的图像阐释，这是我从语符翻译中发展出来的，比如把一个国外杂志上的图像用中文表达出来，把中文的图像用英语表达出来，称为跨文化的翻译。它要求翻译者不仅仅要读懂语言文字、读懂图像，还要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第五，跨越语言界限的形象与语言的转换，它必须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比如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我读不下去，语言太拗口了，文字很长，他怎么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是因为通过翻译。因为只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马悦然是懂中文的，其他人都不懂中文，正是葛浩文的翻译使莫言的作品以一种英文的流畅优美的风格呈现在英语读者的面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读了英文、法文和瑞典文的莫言作品之后决定推荐莫言，所以说翻译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再如上海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叫傅雷，他是把法国巴尔扎克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一个翻译大家，正是傅雷的翻译使巴尔扎克成为中国语境下的法国第一号作家，实际上在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的地位跟雨果或左拉是相当的，但是左拉和雨果在中国就缺少像傅雷这样的一个翻译，所以他们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此外，傅雷还最早把西方欧洲的美术名著介绍到中国，他曾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美术专科学校讲授世界美术名著，用汉语来解读欧洲的一些名画，后来人们把它整理成《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很多人在读不懂图画的时候通过阅读傅雷的文字解释对这些美术名著又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也是一种翻译。第六，由阅读的文字文本到演出的影视戏剧脚本的改编和再创作。比如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俄语到汉语跨语言翻译之后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这是对小说的改编，也是一种翻译。第七，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阐释，即把一种媒介中表达出来的意思用另一种媒介把它表达出来。我发明了一个词叫“Trans-media”或“Inter-media”，就是跨媒介的阐释，对它的研究就是“Trans-media Studies”。

以上就是我对翻译的重新界定，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提出更多的定义，但无疑走出“语言中心主义”的翻译模式势在必行。在这里，我着重从当今图像时代语言文字功能的萎缩来讨论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图像阐释和翻译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的翻译是我们每个人每天要面对的现实。若从翻译这个词本身的历史及现状形态来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它的传统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包括各种密码的释读和破译，而且也包括文学和戏剧作品的改编，甚至在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阐释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翻译的框架内来考察。几年前，我在北京主持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我们和剑桥大学、耶鲁大学、清华大学三个学校共同举办，题目叫“Translating China”，即翻译中国，也就是把中国的国家形象翻译到世界上去，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使得外国人对中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2015年，我在欧洲科学院的院刊European Review上编了个专辑，叫Rediscovering China——In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中文为《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在西方媒体当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在不断地变化。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东方很神秘，它就像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但是中国又是贫穷落后的，被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我认为它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胜利。在政治上，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获得的金牌是最多的；在文化上，通过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儒家经典文化传统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由此可见，仅仅拘泥于雅各布森50多年前提出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翻译定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从质疑雅各布森的三要素开始，着重讨论一种形式及图像的翻译和转换，这个跟我们的媒体研究、跨媒介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对传统的翻译领域的大大拓展和翻译地位的大大提升，同时也有助于促使翻译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为什么过去的翻译研究在我们的学科界定当中地位不高？人们都认为翻译就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就像过去鲁迅说的“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讨论视觉文化的现象已经成为近年来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界的热门话题，这必然会使人想到在当代的文化、文艺批评中新近出现的一种图像的转折，我们都知道翻译有文化的转向，在文化批评当中又出现图像的转折——“a pictorial turn”，由于这种隐含文字应用的图像又脱离不了语言文字的幽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原先语言文字的表现功能，因而我们又可以称其为语像的转折，我把它改造一下叫“an iconographic turn”，即语言和图像的转折，这应该是翻译领域的新增长点，这样一来，翻译和我们的传媒研究还是很密切的，当这种传媒是跨文化的、跨语言的，则更是如此。由于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个新的转向，传统的文字写作逐步过渡到图像写作，文学批评界也出现了图像的转折，原先那种用语词来表达意义的方式已经受到大众文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双重挑战，因而此时文字写作也受到了图像写作的有力挑战，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的冲击，传统的拘泥于文字的翻译多少也应逐步将其焦点转向图像的翻译。几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书画家的研讨会，他们就“书法在当今时代即将消亡”叫我谈谈看法，我提到汉字功能的萎缩和书法艺术的博物馆化。我们都知道书法艺术的功能不像过去那么显赫了，过去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就说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的字写得特别好，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并不一定看他的字写得怎么样，因为很多人不经常动手写字了，而是更多地运用网络和电子版。

显然，文学创作以及再现的主要方式已经逐渐从以文字为主的写作转向以图像为主的表达，伴随着这一转向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的诞生，即图像或者语像批评。为什么讲到语像批评呢？它是一种语言文字和图像结合的批评，虽然不少人对此未有所意识，但对于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学者来说，应该对这种转折的意义有所认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因此，一种专注于图像文本的批评方法随着另一种新的审美原则的出现而出现在了当代文学和艺术批评中，也就是说，出现在整个文化批评中，这也是对翻译工作者的一个挑战，如果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存在这样的一种转向的话，那么他与先前的以文字为媒介的创作批评又有怎样的区别呢？我们看今天的报纸、书和杂志都可以发现，图片越来越多，文字的空间越来越小。过去经常讲“画龙点睛”，比如在一本书里面有几幅插图，但今天我们发现有些杂志有大量的图片，文字不过是提供你阅读的导引，反而成了“画龙点睛”了。而将另一种文字描述的图像文本译成中文显然属于语际翻译或符记翻译。这样一来，翻译的领地就扩大了，对翻译者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又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另外一种语言，还要读懂图像，同时也要有较深的艺术造诣。我们来看看美国当代著名的图像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米切尔（William J. Thomas Mitchell）在Picture Theory，即《图像理论》中对图像时代的概括性描述：“对于任何怀疑图像理论之需要的人，我只想提请他们思考一下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文化的时代，一个景象的社会，一个外观和影像的世界。我们被图画所包围，我们有诸多关于图像的理论，但这似乎对我们没什么用处。了解图像正在发生何种作用，理解它们并非一定要赋予我们权力去掌握它们……图像也像历史和技术一样，是我们的创造，然而它们也常常被我们认为‘不受我们的控制’——或至少不受‘某些人的控制’，因而中介和权力的问题便始终对于图像发挥功能的方式至关重要。”图像尽管是人描绘出的，但人不一定能把它的意义都穷尽，就好比一个作家写了一部作品，你问他，你这作品是什么意思？他经常也讲不清楚什么意思，或者说，他所表达的意思和人们所阅读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作家并不能穷尽它所有的意义，特别是那种蕴含十分丰富的作品。正如一部作品出来之后引来一大批学者争论不休的解读和翻译，人们创造图像以后也并不能控制和掌握它，这是Thomas Mitchell对图像的认识。

Thomas Mitchell是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和艺术史系的教授，多年来在英国文学和图像理论两个领域辛勤耕耘。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刊物批评探索主编和英文系教授，他需要教授和研究各种文学现象，但作为一位醉心于艺术的学者，他要花更多时间到各类艺术博物馆去参观艺术展，然后用文字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中加以表达或者在课堂上和演讲中用电脑演示。他认为：“我虽然对中国文化十分热爱，但是我年龄已经很大了，将近70岁了，我掌握中文是不现实的，但是我可以读懂中国当代艺术。”所以，他每次到中国来就会到798艺术区去考察那里的艺术博物馆和画廊，参观了之后，拍很多照片，回去以后用英语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解释。我们都知道，读懂艺术图片和读懂文本文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要比文学文字更为发达，中国电影能够率先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导演能率先获得大奖，而后来才轮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阅读文学作品你要掌握它的语言，但是阅读影像则不需要，比如你不懂法语但可以到卢浮宫去参观画展，你不懂荷兰语也可以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参观梵高的画展，当然，如果你不懂艺术也是根本看不懂的。因此，你要解释的话，不但要懂文字，更要懂艺术。2015年，Mitchell数次来中国访问演讲，他的著作《图像理论》终于问世，一股图像热似乎已经来到了中国大地，而他本人的兴趣也逐步转向中国的当代艺术。实际上，他目前所从事的一个领域是跨文化的图像翻译。毫无疑问，当Mitchell最初于1994年提出上述问题时，计算机远远没有像今天在全世界得到如此的普及，而且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文字批评始终非常有力，而相比之下，视觉批评或图像批评则几乎被排挤到了边缘的境地。此外，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新的语像时代将伴随着全球化时代、数字化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而来临。计算机在90年代才刚刚开始普及，所以Mitchell从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角度同时从事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实际上扮演了一种不同媒介之间翻译者和协调者的角色。

谈到图像、图示和引语，一些符号学家也做过仔细的研究以区分三种形式的语像符号，如果一张红色的纸板被当作符号展示你想买的那幅图画的颜色的话，那么它产生的功能也就是你想要的那种颜色的语像符号以及一个形象。虽然他们并没有涉及语像批评，却已经明确地揭示出图像本身也在语像和隐喻两个方面具有指义功能，而在文字为中心的文本中，图画只被当作插入文字文本中的附加形象，而在语像写作中，图像在整个文本中占据了主导和核心的位置。我们过去翻开杂志，比如如果你们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刊物，一个很长的小说，大概有两三幅插图就很多了。但在今天的刊物当中，图像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明星的特访专写，文字只有几千字，但是图片大概至少有五六幅，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图像在今天的语像批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文字功能反而在萎缩。因此，语像写作便有了多种后现代特征，它不仅表明了文字写作的式微和语像写作的崛起，同时也预示了语像批评的崛起。确实，在一个后现代社会，当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并充满了多种选择时，他们不可能仅仅为传统的文字写作和批评所满足，因为阅读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和审美观赏。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阅读也应该成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但是，究竟该如何提高这种审美的愉悦呢？显然，文字写作是无法满足人们的眼球的。罗兰巴特，既是文学家、理论家，又是批评家、符号学家，这么多年来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结构主义已经逐步成为历史，他的符号学的图像理论又开始在当今时代受到欢迎。语像写作和批评带有打破时空界限，并使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得以从有限的批评空间解放出来的特征，因此，它早在中国的古文字中就得到了重视，人们可以从那时的象形文字中猜测其意思。我们都知道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2015年6月，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研讨会”，群星璀璨，国外的4个院士、中国的12个长江学者和几位教授、讲师共同讨论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其中一点就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当时有些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要取消汉字。如果取消了汉字，我们中国文化的韵律就没了，因为汉字和罗马字不同，它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可以读出意思的，所以我在先前讨论后现代主义注重文字的著作中曾经指出，如果将后现代性仅仅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的话，我们不妨将其当作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阐释代码，因为由此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解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艺术现象，而在一个跨越语言的文化界面上讨论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翻译，所以，翻译的界限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之间的转化，也是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转化。

毫无疑问，在后现代艺术的所有特征当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其意义表达的不确定性，意义有多重的解释。在后现代主义时代，读者权力越来越大，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来解释一幅图像，解释一个文本，使得读者也成为一个批评家，一个阐释者，也就是说，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他们给读者和阐释者留下了可据以进行能动性阐释和想象性建构的空间，因为艺术家在创作出他的作品之后，作品里面有很多空白，而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审美修养、艺术造诣和期待视野把这些空白一一解读出来，最后形成新的建构。所以，在后现代意义上，读者或者阐释者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有着深厚理论背景的翻译者和阐释者，也是有着较高造诣的批评家。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主义艺术仍然有着某种整体意识或中心观念，那么后现代主义艺术则体现为某种碎片式、去中心化和结构式，在这里，意义往往是不确定的、可以建构的，因而翻译者所起到的作用就不仅仅是所谓被动地忠实再现，而更是一种能动的再创作。

在翻译史上，任何能够载入史册的具有主体能动性和独特翻译风格的译者，都不是原文的被动忠实者。中国的大翻译家严复认为翻译要忠实、流畅、高雅，但是我们发现所有在文学史上能够名垂青史的大翻译家，他们对原文都不是被动的忠实。如果葛浩文把莫言的语言文字照文直译成英文的话，莫言是肯定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如果傅雷把巴尔扎克的法文逐字逐句翻译成中文的话，巴尔扎克在中国的地位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高。所以，这种忠实并不是语言文字上的忠实，而更多的是风格和形式上的忠实，有时甚至都可以对原文进行新的形式上的建构，使得它源于原文，却高于原文。在现当代史上，本雅明是德国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所参与翻译的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从文字上来说也是不忠实的。“追忆似水年华”的法文原文是“A la Recherche de Temps Perdu”，即寻找失去的时间，但“追忆似水年华”显然更富有诗意，因此，英文把它翻译成“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本雅明在他翻译的《巴黎图景》中所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是英译研究史上的经典文本，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译者通过自己独具一格的翻译，使原文在另外一个语境之下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如果没有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今天不会有人知道。如果没有翻译，美国人也不会知道李白、杜甫、李商隐。当代翻译家许渊冲走得更远，在他看来，翻译应是与原文竞赛，最终超过原文。当然，很多人认为许渊冲的观点太激进了，认为要对原文忠实，而他是对原文进行再创造。在图像翻译领域，译者的阐述作用更为重要，但也不能离开原文滥加发挥，后现代意义上的译者既是文本的译者，同时又是其阐释者，他们往往从多元的视角对文本进行阐释，以发掘出文本中所可能蕴含的不同意义。通过另一种语言的中介，建构出自己的源于原文又高于原文的译文，所以我用“戴着镣铐在跳舞的人”这个俗语来形容从事翻译的人。总之，重新界定翻译不会全然摈弃已有的翻译而是对其的扬弃和完善，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词有很多种意思，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放在这个语境下这么解释放在那种语境下那么解释，所以有较大的讨论和研究空间。既然文学翻译本身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对翻译的任何界定都是必需的，它的最终目的是使这门学科领域变得完备，这是我要讲的对翻译的重新定义。

在图像翻译领域，译者的阐释更为重要，后现代意义上的读者就是文本的翻译者和阐释者，同时又是批评者，他们往往从多元的视角对文本进行阐释，以发掘出文本中可能蕴含的不同的意义。确实，每一代的读者、翻译者和阐释者都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取向，他们提出的观念逐渐成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接受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艺术的后现代性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实际上也标志着新的语像时代的来临，而语像时代的来临对我们的翻译和阐释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我来为大家讲解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图像的翻译和解释。

英语世界影响最大、最畅销的新闻时评杂志《时代周刊》有一期封面拍的是两只羊，即多利羊。多利羊诞生于1996年7月5日，1997年首次向公众披露，它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进步的第一项，也是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闻之一。科学家认为多利羊的诞生标志着生物技术新时代的来临，那么，多利羊的照片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翻译与解读？我的看法是它意在向人们警示，人的时代已经终结，人类中心主义已经趋于瓦解，后人类和后人文主义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将和羊以及其他动物一样可以被克隆。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要的一点是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弘扬，对神的鞭笞，正如《哈姆莱特》所讲的：“人啊，多么的伟大！万物的灵长。”而现在，人和羊一样都可以克隆，可想而知，人和动物的差距已经不大了，这便意味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时代周刊》上还有这样一幅图，它展示的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情景，对这幅图怎么解释呢？对这幅图像作如何翻译和解释？我的看法是，既然恐怖分子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他们可以藏匿在我们之中，那么反恐就没有特定的疆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哪里有恐怖行为，哪里就应该有反恐战争。这样便为一种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反恐行为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无独有偶，这一期的杂志上发表了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演讲，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说反恐战争已经开始，反恐战争是没有疆界的，恐怖分子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绳之于法。果然，后来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就把萨达姆绳之于法。你看，就是国家元首，我也能绳之于法，可想而知，舆论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韩寒的照片也曾经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对这一封面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解释就是纯文学的衰落和网络文学的崛起，而网络的崛起也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还可以解释为网络文化在当今的青年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等等。当然，除了韩寒之外，李宇春也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2005年，李宇春获得超级女声比赛全国总冠军，10月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实际上她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美国版。如果2005年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是依靠超级女声的人气，那么2007年再次在美国版推荐，则更多的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专门有一篇特写文章重点介绍了她的商业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中所用的照片正是当年她巡演中多次穿着的蓝色民族风舞台装，具有别样的风情。李宇春两次被国际媒体选为报道对象，这充分展现了她在流行乐坛国际娱乐文化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有人将此解读为对以反叛为主体的审美观的肯定，所以解释是多重的。还有一幅显示“北京酒仙桥附近798艺术区”的图片，这个图片当中只有“798”这三个字，外国人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你要把它跟他们能够理解的同类的艺术区相比较。

从上面讲到的几个解释图像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图像翻译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早在书面文字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这种欣赏艺术品的习惯。那时，人们把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对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刻画，甚至包括对艺术品的审美鉴赏，均建立于对这些画面或形象的理解以及对之的再现。随着人们文字表达能力越来越强，他们也就越来越少地依赖图像。而现在随着读图时代文字功能的逐渐萎缩，图像的功能便逐渐凸显，对图像的解释也成了翻译者的必备技能，这一点也体现在国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中。

在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已经不再是詹姆逊和利奥塔，而是鲍德里亚。鲍德里亚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政治评论家和影像历史家，他认为现在是一个消费社会，人被物所包围。他的著作不仅涉及纯理论的演绎，同时也用象征的符号加以表述，因而更具有翻译和阐释的空间。既然各种图像是由五彩缤纷的画面组成的，因而能够很快地刺激人们的眼球，满足他们的视觉欲望，使他们轻松地通过阅读图画而欣赏图像并进行各种联想和想象，它与传统的影像艺术的区别就在于，它随着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世界，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可以在虚拟的空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编写各种生动有趣的故事，组合甚至拼接各种颜色的图画或图像，所以后现代性赋予网民更大的自由权，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受到改写甚至恶搞而失去了原汁原味的精髓，美丽的图画可以通过电脑的拼贴而制造出来。我们知道有一幅对莎士比亚进行恶搞的图片叫Shakespeare in Love，即《恋爱中的莎士比亚》。那么，为什么对莎士比亚进行恶搞而不对其他人进行恶搞呢？因为莎士比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典作家，对其他人恶搞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读过莎士比亚剧本的人越来越少，看过电影Shakespeare in Love的人则越来越多。总之，现在充斥在网络上的大众文学作品精芜并存，其中的一些“文化快餐”只经过消费者的一次性消费就被扔进了垃圾箱。但是我们却不可否认这一事实，网上少数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存在的，它们也许会被当下的消费热潮所淹没，但却逐渐会被未来的研究者所发现，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最终跻身经典的行列。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当年也只是一个畅销小说，狄更斯的《双城记》开始也是在通俗杂志上连载的，同时，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被边缘化的艺术作品也有可能被广大网民所欣赏从而重返经典。

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为了有效地获得审美的享受和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翻译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已经不仅存在于语言文字上的交流，而在于更多形式的交流之中。这样，对翻译的研究就不能只是停留于语言的层面，而应该是更多的方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宁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是提问环节。

听众：现代人每天要依靠手机来阅读国内外大量的信息，爆炸性的信息使人们眼花缭乱，我之前在索邦大学闲逛时观察过他们的学生，他们都专注地讨论话题，而在上海交大的食堂里，很多同学都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那么对于信息爆炸时代的这种浮躁您怎么看？

王宁：法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依赖手机，他们用手机基本上就是发信息打电话，所以你刚才讲的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是不是就离不开手机呢？很多青年都患了手机综合症，我的学生跟我说，他的手机掉了比钱包掉了还着急，因为钱包里没什么钱，手机里有银行信息，所以他很着急。他们还问我：老师，你不用微信不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吗？我说我不怕，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事实上，我只失去过一次重要的信息，有一次出国我把手机关了，回国在机场打开手机以后，有很多未接来电，我看到一个6609，这是教育部的电话，我就立即打回去，对方说想找我做教育部后期制作的评审，但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接，已经找别人了。因此，我只失去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其他的信息我都没有失去。有个学生手机天天开着，我就问他你天天开着手机怎么会找不到工作？他说，没办法，一方面是海量的信息，另一方面人微言轻，别人很少来找，因为你比较重要人家才会想方设法地找到你。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尽量控制花费在手机上的时间，比如开会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把手机关成静音。我们现在在有些会场上，比如上次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所有的手机都给你屏蔽掉，就不允许你用手机，静音也不行；又比如说去美国大使馆签证，签证的时候是不允许把手机带进去的，再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行，所以，我想，一个人离开手机还是可以生活的。

听众：您好！您在讲座中提到了《时代周刊》封面图像的翻译，我想问您的是《经济学人》封面的问题。《经济学人》是周刊，它的封面更具创造力，也极具批判性，我想问老师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解读封面中中国形象的问题会更好？

王宁：虽然我看《经济学人》不多，但也发现有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因此，我们对国外的一些报道要做出正确的解读：一方面，承认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是有根据的；另一方面，它其实放大了这些根据，有意识形态上的夸大报道，放大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这是我的看法。

听众：您是否认为翻译人员要精通外语，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位奇人叫林纾，也就是林琴南先生，我看过他的一些资料，他是不懂外语的，但是他却把法国大仲马的《茶花女》给翻译出来了，而且正是这部译作使他一举闻名，成为中国非常著名的翻译家，那么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王宁：林纾是一个历史现象，现在林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林纾那个时代，中国正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林纾如果不翻译，也会有另外一个林纾出现的。林纾有敏锐的意识，他知道哪些作品比较好，值得翻译，尽管他自己不通外语，但有六七个翻译者，而且他不仅翻译英文，还翻译法文、德文、日文、俄文。他一共翻译了《黑奴吁天录》等100多部作品，狄更斯、巴尔扎克、小仲马、大仲马等人的作品他都翻译。林纾为了能使国人读懂这些作品，无论是什么风格的作品，他都用自己的风格描述出来，并且语言介于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浅显易懂。因此，我们现在把中文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时候，也可以借鉴林纾的翻译，我们不能对英美的翻译家过分挑剔，因为他要获得市场，要让人看懂。不过林纾的翻译是第一步的，现在的翻译工作者需要对林纾的翻译进行重新翻译，比如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是通过英文版翻译的，我们今天要通过法文直接翻译。总之，林纾给文坛带来的新风和启蒙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林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的翻译中掌握外语还是必需的。

听众：如何把握国家的宣传片，如何通过形象宣传片更好地展示一个国家？

王宁：作为一个国家的宣传片的话，要把这个国家的亮点展现出来，比如说北京和上海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北京以传统的建筑风格闻名于世，古朴庄严；上海有很多西式的建筑，具有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特征。因此，把这两个城市的特点突显出来的话就能吸引外国人。同样如此，我们对美国梦和中国梦的解读是不一样的，美国梦的含义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不管你出身贫寒还是富有，不管你来自哪里，通过你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你都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美国梦是鼓励个人奋斗或成功。而中国梦则是主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美国梦是诉诸个人的，中国梦是诉诸集体的，我想这也就是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的差别。谢谢大家！

主持人：再一次感谢王老师从翻译学的角度为我们打开了传播学的另一扇大门。我觉得无论从翻译学的角度还是从老师今天所讲的新媒介的角度，都是让我们去思考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让社会更加和谐，使大家更积极向上，再一次感谢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