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与其艺术精神、审美态度高度融合在一起，其哲学思想内化为艺术精神，安放在审美境界之中。良知是王阳明心学哲学的核心范畴。良知的二重性品格内在地要求道德与审美的圆融。在王阳明看来，美在于良知（心体），良知经过功夫过程的呈现即为境界。阳明对良知本体的理性之美的诉求贯彻于其诗文之中，并表现为对“仁”的道德价值诉求、对“诚”的意义价值诉求和对“乐”的最高目的诉求。这三种诉求朗然呈现于道德世界的仁境、意义世界的诚境和德美合一的乐境之中。在逻辑上，仁境、诚境、和乐境表现为三种境界形态，但在实存之域，三者是相互交融的。仁境和诚境都有审美的因素——“乐”，乐境中不但有道德的因素，更是超道德的，有审美的因素，更是准审美的，它以情感体验为核心，有较强的超验性。它不但是儒家美学，也是儒，佛，道合一的中国美学追求的至高境界。

刘述先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意义哲学或者境界哲学的形态，它不是要去描摹或者解释现象世界的真实，而是一种智慧，意在指点出人生最真实的体验。因此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国哲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实存的性格，其核心是要解决人的安心立命的问题。1497302“境界”二字源出于佛家，但境界问题确是包括儒、佛、道在内的中国哲学共同关注的，是它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阳明心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也以境界形态为特点。陈来先生认为，儒家主于“有”的境界，强调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佛老主于“无”的境界，强调内心宁静平和与超越自我，这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而宋明理学则既有“有”又有“无”，“有”是本体论，“无”指人生境界与修养功夫。1497303这是一个中肯的提法。宋明儒，特别是在王阳明那里，儒家“有”的境界为体，佛老“无”的境界为用，阳明正是援佛老入儒，以有合无的。他甚至认为“无”不是佛老的独有专利，儒家也有“无”的思想。如当其弟子问：“二氏皆有功于身心修养，儒者应当兼取否？”阳明回答说：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一厅，儒者不知皆吾之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其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1497304

其实在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中一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诚意格物到致良知的强化儒家伦理主体性的路线。另一条是如何把佛道的境界与智慧吸收过来，以充实生存的主体性的路线，而这两条线索最后都在“良知上归宗”1497305。在境界的追求上，阳明是倾向于“无”的，但又始终没有离开儒家“有”的立场，此所谓“论高远以无为高，论轻重以有为重”。作为新儒家之一的王阳明也有对境界的划分，他将主体在致知过程中的境界分为三重，即：“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存心事天”；“尽心知天”。他说：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的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百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1497306

这里王阳明显然注重对功夫进路和道德发展阶段性的考察，不足以反映其境界思想的全貌。

刘述先先生认为：“宋明儒最大的贡献是在人的内心开拓出一个广阔深远的境界。”1497307作为一位伟大的新儒家，王阳明的境界论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王阳明的心学立足于儒家之“有”之境界，又吸收了佛道之“无”之境界，把二者结合起来，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完成了儒学自北宋以来既坚持入世的价值理性，又吸收佛道精神境界与精神修养的努力。1497308王阳明根据其实存生命体验，一方面，他对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有真体会；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坚持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以敬畏求洒落、自得。其实，就中国文化的特质而言，“有”与“无”一直处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有我或无我都是一个有规定性的“有”或“无”，有我、无我都是“有之境界”的一种形式。有我指有私我而无真我，无我指无私我但有真我。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新儒家精神性的核心。

在阳明美学，二重性的良知作为本体依据，“明镜之心”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境使境界在道德世界的完善及意义世界的建构这两个并行不悖而又互相融合的审美过程中朗然呈现：其形态表现为道德世界的仁境和意义世界的诚境。审美与道德的圆融作为阳明美学的核心内容，决定了仁境和诚境中都有审美的因素——“乐”。作为儒学美学也是阳明美学的最高境界追求，德美合一的乐境是融合仁境和诚境的最高境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将阳明的境界论分而述之，并不是说其审美境界论中有三个独立的部分，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纵然为理论方便，也将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境界。但是每一境界与每一境界之间都有连锁处，贯穿处，而不是对立，分立的。”1497309事实上，在阳明心学中，仁境、诚镜和乐境是三位一体的，互相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