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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意识史和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在中国文明史中，美具有多层面的意涵，每一层面的“美”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不同的。如作为一种意识的“美”、作为一个汉字的“美”和作为一种范畴的“美”的出现显然是有先后顺序的，而且其内涵和外延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于一个时代乃至具体到一个人物的美学思想的研究都不可能仅从“美”的某一个层面出发，而应该是综合的研究，王阳明美学思想研究亦是如此。因此，我们研究王阳明美学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意义就要把它放入审美意识史的流变中来进行观照，把它作为一个由美学范畴、美学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来进行研究。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具备“史”的眼光，其次要具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美学范畴、美学命题进行辩证分析的能力。毋庸置疑，王阳明美学属于中国古典美学，而且严格来讲，它还处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展开期，并没有质的变化。因此，我们既不能过分高估阳明美学的思想史价值，也不能对它的创新性、独特性视而不见。
方东美先生曾说：“自阳明观之，价值之最高统会实为内在于心灵之本觉，不假外求。”
阳明心学美学作为一种人学形上学，紧紧扣住“心”与“性”两个核心概念展开。王阳明对心性的辨析，旨在解决内圣之境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所重建的心体，同时亦被视为成圣的内在根据。心体（良知）作为境界的本原依据是至善的，这种至善之“心”，是人成圣的起点，而对成圣之境的追求既是一种对人的“起点”的背离，也是一种对人的“起点”的复归。因此可以说，这种对“心”的体悟、了解，所呈现的是一种最天真、最本真的美。这样，王阳明就把人的最高追求和价值意义交还给了人的内心，从而在人的心灵深处为其开辟了一片精神家园。这既可以看作阳明美学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思考与关怀，也可以看作其为我们提供的一种价值标准——人的终极价值在于人自身（的良知）。这样，“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王阳明这里就被表述为“我（我的良知）是万物的尺度”，从而赋予了主体对道德原则的自为、自创与自我选择的权利，极大地张扬了主体性与个体性，富有人文精神。
在阳明美学中，良知是起点，也是终点，出发点和目标决定了其途径的不同。良知的二重性品格决定了“致良知”这一功夫方法对陆象山的“自信”和朱熹的“敬”进行融合的努力。在阳明看来，人一旦体验到情感中存在的天理，就能“信任他自己”（自信），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一系列的道德努力，否则便“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但以这种道德努力去把握人的情感世界中的理似乎很微弱，不足以“去欲”，因此还要“立志”，还要“勇”的意志力（即敬的功夫）。这样，人才能压制私欲，把握精神的超时间要素，在精神的各种不同冲动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追求“天理”这一人人应当追求的人格尺度。王阳明对“良知”和“致良知”的规定表明他的立足点实质是“天”，而不仅仅是“心灵”。天的实体不可能仅仅意味着“心之本体”，仅仅意指“人心”或“吾心”，王阳明和所有的儒学家一样认为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与天合为一体。在目标既定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做一道几何证明题，方法途径就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致良知的方法也确实解决了理学难以调和的心与理为二的问题，对传统美学的审美方式做出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阳明对二重性良知的肯定，又使其美学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理学美学，如对教条主义美学和复古主义美学的冲击。另一方面，它又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从而在阳明后学中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涌现出许多新的美学理论，如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论等，并产生了许多新的美学范畴，如情、趣、灵气、胆等。以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视野来观照，可以说，阳明心学美学有着艺术革新和独创精神，成为具有根本变革意义的明清美学的先导。它带来了明清时期诸多美学形态的繁荣，如小说美学、戏剧美学、园林美学等，并且对清代美学家构筑总结性的美学体系有很大启发。
阳明心学美学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时代的一种沉静反思。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叶，政治上，宦官专政，朋党倾轧；军事上，皇族争权内战，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频繁；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社会文化上，充斥着“知而不行”“知行不一”的颓废气息。阳明提出“良知”说就是力图矫正以上情形。他把天理内化于人心，把最高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安放于人心，强调知行合一，知了就是行了，意在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私欲恶念进行严厉的摒除，从而强调人的内修、成己、成圣。这无疑对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人反思社会生存现实和生命存在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阳明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格局的状况下，新的政治制度和各种新型的机械设备及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出现，为当代人提供了改造“外部”世界的可能，结果，人们再也无需强调在“内在的”、超越的领域寻求改造世界的力量，甚至有可能使人们放弃对形而上学“根源”和“寂然不动”状态的关注。人们的关注开始转向一种基本的、客观化的物质力量，其结果是造成物质对人之精神的挤压，造成人之主体地位的淡化，乃至消失。这一切都造成或加速人的主体性的缺失，人面对纷繁的物质诱惑的步步进逼，内心一片空虚，缺失了良知本体这一价值判断标准。物与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以占有或破坏为目的，而不是一种亲和的关系）之中，主体的缺失和人与“物”的紧张是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而阳明美学中对良知的高举和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思想给我们思考和试图改变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以指导，特别是其道德与审美圆融的境界论思想为处于“价值真空带”、内心惶惑、挣扎于物欲中的人们建造了一个得以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人要重塑良知本体，抛弃功利私欲，以“仁”待万物，才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万事万物的和谐，进而人才能与天地万物处于真实的关系中，以“清明纯白”（牟宗三语）的心境观照万物，以臻于乐境。
但不可否认的是，阳明美学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其对境界的追求旨在回复良知本体，在形式上表现为从“起点”到“起点”的复归。其致良知的功夫是以先天预设的本体为前提的。这样，功夫的历史性与本体的非历史性之间的紧张便不可避免。同时，良知的普遍性品格和个体性品格虽然在理论上获得了统一，但在现实个体中，也不免存在“情”（心理属性）与“理”（伦理属性）的紧张对峙。这两方面的紧张是造成其后学分化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