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布伦纳通过对近代欧洲不同地域的比较历史分析，得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即阶级斗争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需注意的是，布伦纳所分析的发生在英格兰的历史变迁和其他两地的变迁相比，并不属于相同的类型，只有在英格兰发生的变化，预示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生产方式的嬗替，而在诸如民主德国和波兰所发生的农奴制复辟，则不具有这种意义，充其量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插曲而已。这种差异的存在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只有在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既增加了剩余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才具备了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以往生产方式的资格。因此，尽管在布伦纳那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解释历史变迁的直接动因，却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形态变迁的必要条件。

布伦纳的比较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把我们引向对社会科学中普遍运用的因果性概念的反思。在既有文献中，可以找到两种对历史因果性概念的分析，第一种可称之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因果性，其代表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当代哲学家罗素；第二种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因果性，其代表是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下面就来分别讨论这两种因果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