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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他认为，所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就是说，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外交三方面，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根据他的说法，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发生了变化，除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等有形力量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作用以外，以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的作用在明显上升，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意识形态的扩张，以此来强化它们在软实力竞争中的强势地位。尤其是美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技术上的强势地位必然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目标转移到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为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抛出“社会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趋同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社会主义失败论”认为，历史已告终结，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中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意识形态趋同论”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已告结束，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在西方中心论思维范式支配下的趋同论，并不是资本主义趋同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第三条道路趋同，而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中国威胁论”宣扬中国的崛起会给西方国家发展和世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将各种全球性的危机和问题都归罪于中国。上述论调实际上都是在否定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式，其最终目标是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霸权提供文化依据。
“颜色革命”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突出表现。2000年之后，一些原先非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了“颜色革命”。这是美国在当代进行的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但它又与之前的文化冷战有重要区别，文化冷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的交锋，而“颜色革命”是依靠文化霸权颠覆别国政权，是一种利用软实力改变别国“颜色”的战争。
“颜色革命”是文化冷战的升级版。“颜色革命”的核心仍然是“自由民主-独裁”这个两极对立的话语模式。但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把自由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能力，转变为利用反对派攻击政府、颠覆政府的武器。它们不是从当地民众的福利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指出，美国利用国家民主基金会来进行这种不可告人的活动。“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美国政府出资的实体，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做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做的那些事，但表面上以动机单纯的非政府组织面目出现。”
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并不像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共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文化操纵来建立的。所谓文化操纵，就是通过传播各种文化符号改变人们的政治文化观念，接受操纵者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观念，从而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按照操纵者的需要改变行为的目标和方式，最终实现操纵者的愿望和目的。在文化操纵中，被操纵者已经被“洗脑”，根本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当前，新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就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操纵性的直接表现。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言，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它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断受到渗透。
从总体上说，西方强国的文化操纵，就是通过文化霸权影响其他国家大众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决策精英，让这些国家采取符合西方利益的制度和发展战略。为了实现“颜色革命”的目标，它们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通过确立“自由民主与专制”对立的话语权，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行为辩护。这既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也针对发展中国家。一旦这个话语模式被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会被视为人权卫士、“自由民主”的象征，凡是与它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都被不同程度地冠以“极权”、“专制”。而这些国家的任务就是按照西方的标准，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制度，从“黑暗”走向“光明”。如果一些国家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西方就可以给对方扣上“独裁专制”的罪名，而西方则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打击向全人类开战的“独裁政府”。这样，西方就成功地跨越了民族国家主权这一障碍，把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侵略行为，说成维护国际正义、打击国际黑暗势力的行为。
第二，通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使其采取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其他国家的控制能力，使社会离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富强源于它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被文化操纵洗脑之后，人们希望通过复制西方的制度来实现美国式的富裕繁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民主”真正的后果是削弱这些国家的主导能力，加强西方垄断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能力。
第三，当遇到民族国家强有力抵抗的时候，便发动“颜色革命”，以“自由民主”为武器颠覆他国政府，扶植代理人，实现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如果和平接管政权不能成功，便诉诸武力，由西方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支持反对派发动内战，搞乱地区局势，给当地广大人民造成极大苦难。当前震撼世界的难民潮，就是这种政策的恶果。
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鼓吹“全球化”意识形态即“全球思维”，本质上讲，是想通过文化霸权来统摄和占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将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普遍化、全球化、世界化，以此为工具来主宰和控制整个世界。
文化霸权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是文化主体间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当代国际军事、政治、文化、技术不平等格局的反映，也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所散布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当前，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占有优势，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处于劣势面临被同化和弱化的风险与危机。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可避免，将长期存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渗透应特别引起我们的警惕。近些年来，在生活方式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道德上出现的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尔虞我诈，在政治上出现的自由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等，都是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的表现。
从国家综合国力构成来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软实力要素，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激烈。就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政治、文化、外交而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表明了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更高要求。
总之，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迎接挑战，打好主动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