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李杜争。然而天下学为诗者，终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长思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坦率地说，鉴于当下文学的诸多尴尬状况，也许最省力的办法就是读点文学史（尤其是中国自己的文学史）——不说能像许总、陈平原他们这样做出有效的文学史研究，起码也能让我们少上点当；如果真有专业的兴趣和能力，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当代雄心，许总、陈平原等的文学史研究也可提供现成的借鉴。比如说，我们就总是有评论家或学者提出，我们当下的文学什么元素都有，但就是没有学会形而上的思考云云1571612，恕我直言：如果是一个缺乏国家哲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想要学会形而上的思考就几乎是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许总先生的有关“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便恰恰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从宋代的国家哲学观到元、明、清长时段交替反复着的中国文学史进程，对当下文学的理论现实和创作现实均颇具启示意义。

又比如，而今诗坛派别林立，比小说、散文、戏剧乃至影视的创作甚至都要热闹得多，但我们只要稍加检索，就能轻易发现：旗号远比“文派”多，“主张”远比创作实绩多。或者借用宁珍志的说法：“那么套用诗歌形式的各种体，究竟是不是诗歌呢？宁珍志认为，这其实也可以说是诗歌，因为是‘梨花体’，而‘羊羔体’也是由车延高的诗引起的，这些外表看似时髦俏皮的叫法，其实也都是在说诗。但当说到这种调侃的诗歌方式是否会长久的时候，宁珍志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种通俗口语化的诗歌，很有利于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可当它的替代品出现后，它就会销声匿迹，留下的只是各种体的一个名字。诗歌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法，现在流行的‘咆哮体’，就是用这种方式帮助人们来发泄不满。这些‘从心中有，从口上无’的诗歌，一旦说出来就是一种时髦，诗歌在变化，口语化的诗歌也在调侃中不断的更新换代。”1571613宁珍志的说法显然直指了当下文学的娱乐化和泡沫化。

显然，有必要直接引用许总在揭示宋诗繁荣与交替时的一段话作为参考：“整个宋代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诗派的众多及其在此起彼伏的前行中显示出发展的轨迹。如宋初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北宋中叶的诗歌复古运动，北南宋之际的江西诗派，南宋后期的江湖诗派等等，每一诗派都是一个特定的文人群的聚合，显示了相近的诗歌风格与美学趣味，并且受到其所处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及审美理想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宋代的众多诗派随着时代的不同又体现了前后更迭、互为替代的特点。”1571614基本理由就是：文学思潮和审美理想其实总是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哲学和史学的观念也总是影响和介入文学创作。尤其是传统中国文史哲不分家所直接导致的一体化进程，使得文学跟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而紧密。但不能不指出的是，晚清、“五四”之后，文史哲分家之后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却忽近忽远（近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统天下，远的时候意识形态式微甚至干脆就没有了国家哲学），而现代性以降的中国哲学与社会科学也始终是在摸索之中，至今尚未真正完全建构出来（尽管在邓正来那里显然已经获得了重大的突破1571615）。

无须讳言，宋代政治、哲学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对当下哲学（包括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和道德哲学等）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可能构成的现代一体化进程有着颇为重要的借鉴作用。而文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暂且不论西方，即便在中国本土也几乎是涵盖始终的经典关系——甚而至之，有关“载道”与“缘情”的经典论题，蔓延至今始终是个无法解决而又欲说还休的关键。加上本土意味深长的“现代性”进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关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进化与退化”又成了新的经典论题。而自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以来，大量选择西方理论中的各种各样“批评理论模式”，则应该被称之为陷入新一轮“知识引进”的焦虑论题。当然，若把上述三种重要论题统合起来看，其实就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了。但若把三种重要论题分开看，尤其是要破解当下所陷入的各种各样西方“批评理论模式”的“选择的焦虑”论题困境，我们就必须把目光重新置放到前述的“载道与缘情”和“进化与退化”的两个经典论题中去。也便是由于此，窃以为许总与陈平原的各自文学史研究均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