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在全球化视野中关注和推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创新，文论界一些学人的主张和努力颇值关注。最流行的当然还是与西方文论的最高水平接轨的说法，而最前沿的说法当是：中国学者基本无法在世界文论前沿发出自己的声音（王宁）1571679；相对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的感兴批评文论的再生（王一川）。（清华）王宁先生文化学术批评成就颇高，但在世界文论前沿“发出自己的声音”恐怕并非仅仅就是在外国号称“权威刊物”发几篇论文，若跟那种最流行的说法和主张一样，缺乏中国自身的“实体性”建设支持和起码的互动平台，所谓“世界最高水平”就可能变成“世界最低水平”。其实，笔者最关注的还是（北师大）王一川先生的主张和努力，而且已经关注多年。遗憾的是，王一川先生本人虽然著述颇丰，可究竟“如何再生”本身却始终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成果，尤其是“可操作性”让人心存犹疑。

而今孙绍振新著《月迷津渡》出版，给人以可靠的说服力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尽管孙氏本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国心态”，但跟近年因“中国崛起”而形成的没有来由的“自我膨胀”形成了极大反差，对此二者的不同心态笔者始终持刻意的保留意见。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弱国心态”还是“强国心态”，其基本依据均在于“现代性”之消长。事实上，“现代性”是个开放性概念，并非像人们曾经简单以为的那样是传统与现代二分，同时也并非像人们以为当下所谓（经济）中国崛起便“信心满满”就意味着现代性的可能实现。表现在文学领域，特别是五四时期伴随着“文学革命”的便是“整理国故”的思潮，“五四”作家的文学实践则更是中国“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内在转化与创造（陈平原）1571680和“晚明小品”与（英国）“幽默小品”的内在演化与超越（孙绍振）1571681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之中，由全球化所不断激化和塑造的本土性，二者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现代“后发”国家就跟早年（1500年以前）穷困潦倒的欧洲在发现新大陆以及新历史那样，建立现代先发国家的“镜像”并与其在不断“对话”中重新建构自身，从而研究和批判本来就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所有思想理论的首要任务。这一点，在孙氏的文论创造中其实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自觉，从他最早的对来自苏俄的“美是生活”命题的激烈批判直至延伸到当下的对西方文论在某种程度上的坚决清算等，均是如此。尤为难得的是，《月迷津渡》一跃而开出新境，既对美国“新批评”以降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予以迎头痛击，一转身又接续了中国感兴批评的文论传统，同时还颇为雄辩地继续把他自己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原则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