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许纪霖对晚清、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做“六代”归类1571740大致不差的话，孙绍振应该属于“十七年”那一代的，当然其模糊性也显而易见：从知识范型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年龄段划界上，孙绍振就可能介于“十七年”那一代和“文革”那一代之间。我更愿意换一种说法，晚清、“五四”两代人不说，“四九”之前（或“后五四”一代）与“新时期”之前其实都属于文学的转型期，在一九四九年前的黑暗中徘徊与在“文革”中徘徊与抗争并做出大成就者分别成为“新中国”后和“新时期”后的文学与学术中坚——只不过，无论是“四九”之前还是“新时期”之前做出了“大成就”者在“之后”却大都偃旗息鼓，真有新的大作为者并不多。

滑稽的是，真正的成就究竟为何似乎关心的人并不多。当下，人们又热衷于争夺“八十年代”——当然这些争夺者都是“聪明人”，因为“八十年代”看上去真像一个“大时代”：一般而言，一个真正的大时代才可能有大学者、大作家乃至大思想家存在，加上国人尤其有“历史癖”（哪怕可怜兮兮，但只要是发生过的当然照样是历史，即便是地方志也是一种“成就”），成了历史人物自然是件风光的事情。然而，没有经得起追问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以及思想成就，即便是摊上了那么个“大时代”也不过是好似有点品位的“票友”而已。准确地说，孙绍振形成于“八十年代”的理论跟李泽厚、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均有紧密的呼应甚至是发展的关系1571741，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是孙绍振理论经得起时间和同行的双重检验，而且理论贡献堪称突出——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以后的理论已经鲜有贡献，而且是一个盛产“理论的年代”却没有理论的年代了。尽管历史并没有停下脚步，除了“没有理论的年代”本身的历史外，一个孕育着反思性的中国理论与知识创造的“大时代”可能已经在21世纪之后悄悄来临。

笔者以为，其实最为重要的还是，孙绍振在解读诸多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本身如今也成了经典。谓予不信，建议认真读一读孙氏最新著作《演说经典之美》，有眼光的读者读后可能会认为此言不虚。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演说”经典也是演说，除了应该特别注意孙氏演说的精神风采之外，显然还应该注意到“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编委会的“野心”：“一览时彦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内外之道、中西之学的精彩论述，体味一代学术郁郁乎文的蔚然盛况和一代学人光风霁月的德业气象。”1571742尽管孙绍振本人对学衡诸君的背历史潮流而动多有看法，但所谓“东南学术，另有渊源”，哪怕当年诸如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康有为的上海天游学院、章太炎的苏州国学讲习会等也确实均以“国学”为号召以对抗如日中天的“新文化”——问题在于，80多年过去了，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应该得到重新审视：即便是“融化新知，昌明国粹”的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的主张现在看来其实也并无多少大错。而今孙绍振等重回东南大学讲演，被“东大”重新作为“一览时彦”的对象，就不由不让人联想起“东南学术”以及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里“一代学人光风霁月的德业气象”。

根据陈平原的研究，“国语统一会的诸君，挟新文化运动的余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于1920年1月，以教育部的名义训令全国各地国民小学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白话文运动于是得以迅速推进。用胡适的话来说，‘这一道命令将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中小学体制的改革，新教科书的编纂，国语教师的培训等，所有这些，都牵涉到关于‘中国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想象，难怪章太炎、梁启超等‘现代大儒’需要发言”。1571743换成孙绍振的当下说法则是，中学语文教育“理论落后二十年，思想方法落后五十年”1571744，同样“需要发言”的历史情境却几乎相反。因此，孙绍振似乎真的就跟马丁·路德·金那样“我有一个梦想”，后者的“梦想”是林肯早有承诺却拖延了100年的黑人的权利与自由没能得以兑现——孙绍振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其实仍然是需要“冲决罗网”，因为那“一道命令”，80年后我们的人文理想乃至科学理想仍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日常意识形态话语的自我孵化以及文学体制本身的僵化，而并非在于文化激进抑或文化保守，因为在经学意识形态以及相配套的行政化体制里面，无论是文化保守还是文化激进都可能动辄得咎。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近百年的文化历史和历史真相。当然演讲出于不同个体情趣尤其是不同使命而可能遵循着不同路径，比如孙氏喜欢提及的马丁·路德·金演讲和“梦想”，便在于讲究“广场演讲”与“学术演讲”的区别，前者需要的是“激情”，后者依赖的是“谐趣”即幽默；又比如当年梁启超一再概括地将学校、报纸和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其背后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而孙绍振的使命，显然更接近于那些“现代大儒”，即出于“中国文论”以及“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他“需要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