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先生的《马桥词典》很有一种让人欲说还休的意味：倒不一定是因为什么所谓的“敏感”，或者是面对“语言神话”的茫然——前者曾经沸沸扬扬，显然言说的价值不大，从借鉴的意义说，所有的现代后现代的西方概念之横移比之创作方法与创作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苍白无力，更加虚假做作，更加大而无当，其“洋葱味”的挥之不去只能说明时至今日尚在学舌之途；后者更是面对种种语言事实的冷漠，对种种语言制度的无知无觉，“神话”的说法既不负责任，也是对“神话”的不可企及，以及对韩少功的曲解。

只要确实认真细读过文本，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少功一点儿也不神，就连一丁点儿的先知的影子也找不着；韩少功只是个具体的人，是个真实的个体，他不但没有把语言制造成“神话”，恰恰相反，他几乎无处不在指出语言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以及相反的约定俗成性、假定性、规定性，等等，一句话：语言本身成了知识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作家不再把语言当作主体的一部分，批评家们倒是成了语言本身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语言不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成了语言本身了。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个别优秀的作家已经开始把语言当作知识，而批评家却一直不把知识当作知识，大多却是把知识当作获取利益功名的工具了。发生在不久前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大论争，便是典型的一例：首先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民间（假如是对应于官场的民间就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其次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求知精神？假如这两个基本的前提不能得以确立，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假如这两个前提能够得以确立，二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跟谁争？争什么啊？！如果批评不能真正有效地增进知识增长，批评的分量、批评本身的面目便要显得十分可疑。尽管有个外国的名人说过，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给人以知识，而在于给人以力量。可我们的民间力量从来是如此薄弱，即便有个体也从不存在有个体性，而写作的事情从来就是个人的事情，那么，文学的力量又从何产生，又究竟怎样产生？尽管知识可能不是美德，也可能不是力量，但是知识至少提供给了我们意义——问题是我们所有生存的意义恰恰发生了无比重大的问题。这样，追问知识本身以及我们的知识状况，以及我们的知识本身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便形同关键。语言既是思想的媒介也是文化的碑石，通过它也唯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无比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自身意义的彻底漂浮。

也便是基于此，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暗示》两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小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探索性不可小视，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也是任何的轻描淡写以及有意地曲解都改变不了也抹杀不了的文学事实。那么，我们还是进入实事求是的乃至心平气和的客观分析，以期能比较有效地对这个事实进行尽可能地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