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杨玉圣特别喜欢引用胡适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尚需苦撑待变。为何？实乃非常时期也。眼下当然不是类似抗战那样的非常时期，然而，转型中国的非常比之往日封闭的“恒常”，其开放出来的问题，呈裂变状态，用杨玉圣自己的话说：自从“9·11”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了。况且泥沙俱下，善恶莫辨，秋水共长天一色，圣哲与魔鬼杂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的特殊场景和语境之中，杨玉圣高举“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旗帜，且不论吃力是否讨好，就那一次次地把自己推向一个个学术事件的风口浪尖，势单力薄的个人居然充当起了学术中国的“守夜人”，时刻监视着学术的不端、失范、腐败，并以为学术中国实则是个共同体，大家都在学术的“泰坦尼克号”上……

其实，杨玉圣仅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不说，既无背景又无权力，仅有一身皮囊，据我所知，还不是一副很健康的皮囊，还要受那么多的窝囊气。就这一个文弱书生，居然养就一身的浩然之气，想必便是靠它撑持，才可以让他为此义无反顾，二十年如一日地无怨无悔？他曾把学术书评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为学理性批评，狭义为对学术失范、不端、腐败的批评与揭露。若论前者他已从事二十年有余，若论后者，他批评《移民与近代美国》系抄袭之作引起高度反弹至今也有整整十五个年头。1571861也就是说，二十多年来他仅仅是用学术批评的武器，仅仅是以一个学术批评家的身份，以一己之力居然干出了震动整个学界的事业。

当然，从批评家的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为数众多的批评家成为各自特定时空中思想的先锋，鉴于中国当下的具体性而言，这类批评家实属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便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常常既缺思想，更缺对我们当下现实问题的真切研究——尤其是后者，让我们的批评家们的精神十分苍白，而前者，大多时候却出于热衷搬运西方的种种现成批评理论而又缺乏起码的消化能力，同时还忘了人家的理论恰是对其本土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做出真切研究和回答的结果，便是由于倒果为因使我们彻底失去了起码的思想根据。

也便是在此意义上，杨玉圣的学术批评显得相当突出，而其术业有专攻的学术背景同时显得颇为引人注目。我们的绝大多数批评家回答（或思考）的是西方批评家们如罗兰·巴特或者杰姆逊或者伊格尔顿或者阿伦特是如何回答他们的或公共或文本或理论的问题的，就是不回答我们自身的或公共或文本或理论的问题。更典型者，众多文化或文学批评家，甚至所操持的话语和概念，便是他们所追随的那些西方批评家的话语和概念的集合，有时候你甚至很难找出究竟有几句话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究其根本，也便是从源头上缺失了术业有专攻的根基。本文试图对杨玉圣的批评模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试图对建构我们本土批评理论的可能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