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先应说些不是题外的题外话，葛剑雄先生近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颇具争议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其针对陈丹青流传广泛的《我们的时代休想出大师》的所谓“民国范”演讲意味明显，之后的《南方快报》刊出的一篇《民国学术不如现在？》（作者林建刚）的反弹文章也颇为有趣：几乎是马上人家就举出了文史哲的例子，比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就赶不上民国鲁迅，哲学方面汤一介的贡献也跟他自己的父亲汤用彤不好比，至于历史学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其实所争在于学术自由与不自由，这固然正确，但更重要的忽略，恐怕还是“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学术方向才是个真问题。

民国学人们还不仅仅是“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关键在于他们那一代人有着明确的学术方向，就是把中国学术和中国本身重新塑造出来。无须讳言，晚清以降学贯中西已是基本要求，而后来真正取得大成就者，亦即要不研究西方的学问，要不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反而对中国当下的学术方向之奠定少有助益，究其根本则是对中国现实缺乏起码观照，尤其在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领域常常陷于失语状态。以社会学为例，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几乎全军覆没，即便经济学、法学的进展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起步，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在原地踏步（假如不算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已经从“地上”转入“地下”的政治学的话）。似乎只有历史学，出于中国传统尚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其扭曲性以及后学们的拨乱反正也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学术的整体性扭曲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即便是当年吴文藻门下四“狗”中的费孝通、瞿同祖二人，其经典性作品《乡土中国》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深入系统研究，尤其是费氏晚期空泛的“中国文化自觉”说根本无法与早期的学术成就（乃至成名作《江村经济》）相比，遑论费氏后学企图搬运（且不说抄袭）西方时髦理论以刷新中国学术，还能超越费氏？

回到正题，需要特别指出：晚近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科学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根本原因也众所周知，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社会变革和生活世界的变迁。经济学、法学不仅先后成了显学，社会学界空前活跃，历史学界更是跃跃欲试，问题却仍然在于当下一代的学术方向暧昧不明。而杨玉圣新著《小区善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就不仅是上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且令人欣慰地看到，其对当下一代中国学术的方向感上有着相当明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