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是领导集团智识优越性与道德合法性的叠加，既包括国内文化领导权，也包括国际文化领导权。一个政府的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首先取决于该政府在本国国内的执政能力与国内领导权地位。一个成功发展了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政府必然在国内享有较高的领导权地位，并且有可能在国际政坛上获得一定认可。但仅仅是优秀的内政治理还不足以为一国政府赢得国际文化领导权。在全球交往日益密切的趋势下，一国领导集团还需要遵守国际交往规则，尊重他国国民权益，才能够为本国赢得国际尊重和国际话语权。其中，执政者卓越的国际交际能力和外交话语能力是其获取国际认同的核心执政素质，是生成国际文化领导权的必要前提。

在21世纪的国际政坛上，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个刚成立60多年的年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和平崛起”，需要与更多国家建立起建设性友好关系，渴望更多的国际接纳、认可和尊重。然而在当前世界政治文化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仍然是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排挤和猜疑。从经济崛起到文化领导权崛起，中国政府还需要在国际政坛上接受许多挑战和考验。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国际话语参与者，中国政府的外交话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国际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成败。

1954年中、印、缅三国政府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不干涉内政”改为“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一直都是中国外交话语的基本内容。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霸权国家的全球利益扩张，“内政”概念的所指范围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中国政府的“互不干涉内政”话语也遭受到了一定国际话语压力。作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外交话语内容（What），这套话语体系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是否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中国政府作为“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话语主体（Who），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保持其外交话语连贯性？中国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否发挥了作为“边界守护人”的话语中介作用？中国大众的话语主体性地位是否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国际文化领导权？中国政府和有机知识分子是否在国内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话语场域（Where）中积极“搭场”，个性化发言，以充分言说“互不干涉内政”话语并维护本国国际话语权？在微观话语策略上（How），中国政府是否注意使用多声评价词语、人称代词等话语手段，有效传递本国外交思想，塑造有利话语身份，传播本国国际文化影响力，打造国际文化领导权？本章拟对照WWWH理论详细探讨中国政府外交话语对于其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的影响。

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外交话语概念而遭遇国际话语压力的执政集团。作为一个“与世无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瑞士自1815年以来确立的“中立”外交政策自20世纪以来就不断遭受国际舆论界诟病，在二战之后尤甚。从强调主权独立、反对武装干预他国内政、倡议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共同内涵来看，瑞士政府的“中立”外交话语和中国政府的“互不干涉内政”话语有很高的相似度，而两套话语在当代国际语境中都遭到了类似的挑战，都对本国的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造成了一定影响。两个国情悬殊、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都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希望受到他国干涉，也不支持武力干涉他国政治，为什么仍然在国际政坛上遭遇了话语包围？对照中国政府“互不干涉内政”话语，瑞士“中立”话语内容（What）的生成与演变是否对该国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产生影响？在瑞士，作为话语主体（Who）的领导集团、领导中介以及大众是否参与了“中立”话语的生成与演变，是否分别担当了符合本阶层主体身份的话语责任？“中立”话语分别在瑞士国内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场域（Where）中具有怎样的渗透度？瑞士政府在对外言说“中立”话语时是否注重使用恰当的话语策略（How）？“中立”话语的内容、主体、场域和策略维度分别对于瑞士政府的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有何影响？

如上两组疑问即本章的关注内容。下文将参照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框架分别辨析“互不干涉内政”话语和“中立”话语对于中瑞两国国际文化领导权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