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泾源和刘强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消费滞后的基本原因。他们用部门和功能性收入分配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GDP的一部分，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已在贸易方面导致了极大的不平衡，但同时它也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投资在GDP的增长中占据了过高份额。我认为这样说也不为过：因为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增长模式、收入分配和消费行为的动态机制。这篇文章正是就这一论题提出了看法。

显然，中国的收入分配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而个人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0.25上升到现在的0.45。换句话说，中国已从一个基尼系数相当于德国水平的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基尼系数稍逊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社会。中国正在面临拉丁美洲国家经常遭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呈上升趋势，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历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要经历的正常转变过程。亚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注意到：如果国民的生产率呈上升趋势，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先呈上升趋势，随后下降。以下几种因素可能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尤为突出。

·改革过程中，收入越来越受市场驱动。那些拥有技能并瞄准市场报酬的人收入要高于平均收入。

·在改革期间，劳动报酬日益货币化。与以前不同的是：住房等实物报酬和汽车之类的福利现在也包括在报酬之内，因此这类实物也被列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因素。

·中国的农业和（都市型）工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尤为突出，即使我们将数据不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也是如此。改革初期，都市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9倍；而到2001年，都市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8倍之多——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的都市型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6.5倍，而马来西亚的都市型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2.5倍，日本的都市型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3.3倍。中国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之所以如此突出，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以前遵循的是高度资金密集型产业政策。

·中国的沿海开发政策将特权赋予了那些有可能获得较高发展速度的沿海城市，这可能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

综合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国家的增长战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普通国民的整体收入。但是，很显然，有些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上升不是因为国家的增长策略，而是因为非法使用了国家财产和腐败。

从经济角度出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也给消费带来了影响。我们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梯度要高于其他国家，储蓄率也高于其他国家，因此，较高的收入增长会增加居民的储蓄率。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城市的总体储蓄率要低于农村的储蓄率。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比城市居民少得多的情形下，特别是在缺乏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情形下，农村居民往往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日益加剧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正在削弱居民的储蓄率。尽管居民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变化是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变化也不能完全解释消费率的下降。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大约在25%左右徘徊。

功能性收入分配在过去十年里有所变化，而且我们认为，它也对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孔和刘的观点有些不同。他们列的表3和图2显示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在GDP所占比例的变化微乎其微。这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这可能是一个定义和方法学的问题，我们无法追究原因。我们关于国家账户的资金流动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收入、利润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政府税收稍逊。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而不是用居民储蓄率发生的变化来解释这种下降（图1）。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4%，而美国的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7%、这一观点似乎十分符合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企业所有权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劳动力也有很大程度的削减。此外，加快进入WTO也给所有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这一压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而且，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政府税收收入从1995年的10.5%增加到如今的19%；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只有间接税收参与功能性收入分配。

图1 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

最重要的是：带动中国储蓄率增长的是企业储蓄而不是居民储蓄（表1）。这就是为什么重新取得增长模式的平衡（以推动劳动密集型城市增长为特征）才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挥的作用并减少贸易顺差的关键。因此，虽然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本身是可取的，也会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改变增长模式才是增加居民消费的关键。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一点。至于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改变增长模式，可参考进行中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系列。

表1 各部门的储蓄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