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效的市场里，在所有投资领域，私有部门都比政府部门的效率高。但中国还没有一个充分有效的市场，而印度则相对缺乏投资基金。

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中的错误：周期性的生产力过剩，国家干预资源分配，还有不断加剧的社会分配不公。但这些仅仅只是它细微的缺点。在其他类型的经济模式中，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经济实体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力。

中国政府把企业的发展看做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企业家，但如果你想做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必须从政府所属的银行里才能获得足够的贷款。也就是说，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决定哪些企业可以做大。

在完成增长目标方面，这种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很快就构筑起庞大的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以汽车业为例，汽车制造业现在已经是制造部门的支柱产业之一。仅仅20年前，中国的汽车业还根本微不足道，只有少量能生产卡车的汽车厂，无法生产轿车。当时为了启动汽车产业，政府决定在这个大规模、高科技的产业里，引进一些国外的大企业，并为本土企业作出示范。在汽车业这个例子里，引进的外国公司就是德国大众。因为在20年前，绝大多数本土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大众汽车不得不和一家国有企业一同合作生产。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发展模式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生长。但那时候国内根本没有什么企业家，国内也根本没有可以和大众汽车合作的私有企业，更不要说与其竞争了。政府的说法很简单，“我们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我们希望中国经济获得发展。但我们缺乏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企业，于是我们就准备去创造出这些企业”。

资本密集的中外合资汽车制造企业，是中国发展政策的典型产物，尽管这些合资企业与中国本土汽车厂商相比，在生产力方面并无多大优势，然而这些大型投资还是投下去了。

而且，本土非公有的汽车制造商，诸如夏利和吉利等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整整一代企业家在外资公司中获得了培训，学会了技术，这使得中国厂商可以以同等的质量但更低廉的价格来生产汽车。目前，国内的汽车生产商还可以从那些外资企业提供的价格保护伞下获得收益，但这些保护使得目前汽车的平均利润只有2000美元，这意味着那些较高成本结构的企业最终将无法承受。关税正在下降，因为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新的竞争对手也必然不断增加，汽车业将带头进入一场典型的价格大战，只有适者才可能生存。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电子产业，很多竞争者通过收购中国成功的制造商来实现生产全球化。我相信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将是完全的私有企业——当前的国有企业将不会有大的作为。这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提出的口号：“我们希望建设起一个汽车产业。”

让我们更全面地观察中国的制造业，无效率和周期性生产力过剩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投资决定是由当地政府部门作出的。当地政府只看重GDP增长，因为这是一个政绩目标。于是，他们往往尽力去寻求更多的投资，从而推动当地区域经济的增长。正如股票市场里的投资者总是跟随最新的投资热点走一样，政府投资也有一种旅鼠效应（lemming effect），导致大量非理性投资，诸如炼铝、房地产和电视机等行业。于是，投资的波动性导致了生产能力的周期性过剩，进而导致了总产出的波动性。很显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多投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但是我们要记住，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动力，是私有企业的活力，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直到1980年，中国还没有什么大型国有企业，全部都是当地小型企业，没有一家企业从办公室到生产车间的这段距离会超过5公里（约合3.1英里）。随着国际贸易壁垒的拆除，当地的企业家以及他们背后的政府支持者开始谋求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并打入邻近的市场。毫无疑问，这会导致生产力过剩和价格战。那时，即使商品相对稀缺，经济周期也造成了轻度衰退，使得只有竞争力最强的企业才生存了下来。这些生存下来的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巨大的市场，依靠自身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根本无需依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就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长期参与竞争。

在电子市场，排名前三位的个人电脑生产商占据了50%的国内市场，这简直是个奇迹。要知道在啤酒业，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加起来只占到30%的市场。在重工业也是如此，“钱江牌”摩托车占据了40%的国内市场，万象的昌河汽车也在汽车产业内完全占领了它明确定位的细分市场。有趣的是，在兼并战中往往是本土企业而非外国企业获胜。啤酒产业即是一例，多数进入中国的外国啤酒制造商对国内如此激烈的竞争都没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于是很快被收购兼并，这促进了90年代啤酒产业的繁荣。

而且，我并不相信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者银行体系的改革有必然联系。国际贸易总额只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国际贸易并非驱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中国必须依靠国内的金融资源来促进金融的发展，这样，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才可能获得发展。政府采用高边际储备率和灵活的风险定价等办法来紧紧地管住银行。

另一种经常被提到的观点是，中国试图成为企业国有化的支持者，但这显然不完全正确。政府确实希望培育一批很有实力的企业，但并不希望它们全是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注定缺乏活力。事实上，企业现在明白，如果它们想获得发展，那么就必须获得市场竞争能力。在改革初始的20年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建立市场”。但在接下去的20年里，政府的职能将转变为“退出市场”。所以，明日的全球性的中国企业必须是有竞争力的，是最出色的，而且是完全以商业目标为最终目的的私有企业。

最后你也许会问，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消极因素是否会全面超过积极因素。我想，结论是否定的。政府仍然控制着国家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并在有效地分配它们，这是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主要原因。与有效市场内私有部门的效率相比，政府分配投资的效率无疑要低很多。但中国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与印度模式相对比，印度不可能如目前中国一样在政府主导下获得高速增长。印度是一个相对缺乏投资的国家，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私有部门。同样的，印度模式对印度也未必完全适合。印度的家庭经济和私有部门固然在投资方面很有效率，但印度绝不可能如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从而拉动增长。但国外和国内投资者一旦看清了印度潜在的增长能力，我坚信印度的投资也一定会迅速增长。（梁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