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渐进地转向现代经济，但其繁荣持续加速。

当前对伊拉克问题和反恐战争的强调，可能使我们忘记或者贬低眼下世界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已经显露出成为亚洲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势头。由于中国拥有超过12亿的人口，所以一旦这个国家通过开放市场释放出其巨大潜能，又有什么不能达到？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接替毛泽东成为国家领导人以来，中国已经通过放开农业、放松中央对地方政府企业的控制、开放外国投资以及不断鼓励国内私营企业发展等措施，扩展了企业发展的机会。江泽民延续了这些政策，而且下一届领导人也将继续遵循这些政策。

即使考虑到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的水分，结果仍然是中国经济已经取得急剧增长。在经历了毛的“大跃进”（1950年代晚期）和“文化大革命”（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造成的经济停滞后，中国1980年代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5%，1990年代为8%。更难得的是，在1995年到2001年间，当其邻国饱受金融危机痛苦时，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平均每年增长了7%。这一成就使中国的人均GDP从1960年代的700美元（以1995年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计算）提高到2001年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4300美元。这一进步也表现在其他一些发展指标上。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60年的46岁增加到2000年的70岁，而2000年印度的人均寿命为63岁、美国为77岁、日本为81岁。而且，尽管由于城市比农村发展得更快而加剧了不平等，全国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中国获得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中国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的姿态。与俄罗斯不成功的休克疗法相比，中国自由化的过程是缓慢的，始终保持着对法律系统和政治进程的控制。

中国在法律保障方面也已经取得显著进步。在对法治的全面维护方面，中国被国际咨询服务机构排在第二或第三类（共七类）。现在，除了不允许在公众媒体上直接批评政府外，个人可以在大多数问题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宗教自由也被允许，尽管除了在乡村层面的实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民主政治甚难一窥，但我预见这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出现——正像韩国和台湾地区所经历的那样。

中国的确存在农村地区增长缓慢的问题。一个有益的政策就是更快地放松对人口内部迁徙的限制，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从1960年的16%增长到2000年的32%。

中国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进展缓慢，仍然被严格管制并由国有银行主导。现在，中国保证将加快金融领域向国内外私人金融企业开放的步伐。迄今为止，与进入制造业一样，外国企业主要通过合资形式进入金融业。这促进了先进技术从国外向国内的转移。合资也促使一些国有企业提高了运营效率。

国际贸易也已经缓慢地对外开放，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开放的步伐将会加快。贸易自由化将使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连接更加紧密，包括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我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相对隔绝是有益的，这么做是正确的。然而，为了促进更长期的增长，逐渐增进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我不得不承认，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渐进主义者）。（本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