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尚不能与战后日本相提并论。提高生活水准的机会仍是巨大的。

中国能否在下一个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以接近于目前的速度继续增长？回答是响亮的“是的”。中国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中国无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但它们的记录所证明的不是中国多么迅速地缩小着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是这种赶超的速度是多么缓慢。

中国官方的目标是，在从2001年起的20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就像根据官方衡量标准这个国家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那样。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20年内翻两番，即每年复合增长7.25%，显然是能够实现的。没有什么比逐一列出障碍更容易。但障碍就是机会。如果障碍得以排除，业绩就能改善。

在过去两个世纪内，一个经济体集团接着另一个经济体集团向世界领跑者的地位靠拢。在20世纪下半期，这些急起直追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在东亚。日本是先行者，紧随其后的是香港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中国是这个俱乐部的最后一个成员。正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梦奎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家出现将是“世界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如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6。可是，来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证据表明，一个急起直追的国家或者地区很容易维持非常迅速的增长，直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水平的一半以上。日本做得甚至比中国更好。如果美国经济的表现与过去半个世纪一样，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略高于2%，而中国也设法以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略高于6%的速度继续增长，直到2040年前不久，这个亚洲巨人才会实现达到美国水平这个不可思议的目标。因此，以此为依据中国过去的增长速度低于可比较期间日本、台湾地区或者韩国的增长速度，而且中国的投资率是如此之高。举一个情况正好相反的例子。1976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致等同于2000年中国的水平。可是，当时韩国的总投资率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5%，而目前中国的总投资率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40%。

没有一个大型经济体，或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这种较低水平的时候能够维持像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这种高投资率是仍然较高的储蓄率的结果，有关这种投资努力的最异乎寻常的一点是，投资资金来自国内：中国的资本输出多于资本输入。

然而，如果说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的表现是异乎寻常的，回报则远非如此。一个简单的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即一个经济体的投资率与其经济增长率的比率。这个指标可被看做衡量投资“强攻”增长“活力”的一种手段。1970年代，韩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降至2到3倍。可是，中国总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从1980年代初的大约3倍增至如今的接近于5倍。如果中国在每个投资单位的产出方面实现与韩国在其超常增长时期相同的增加，中国的增长率趋势（trend rate of growth）将至少是每年12%，而不是“仅仅”8%左右。

中国投资努力的这种回报较低的迹象得到对经济增长根源的更详尽分析的解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个作者保罗·海滕斯（Paul Heytens）和哈姆·泽布雷格斯（Harm Zebregs）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约3/4仅通过资本积累就能得到解释。从1995年至1999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一种衡量总的经济效率上升的尺度——每年仅上升2%。此外，这一切实际上可通过劳动者从农业转向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得到解释。而这样一来，包括结构改革在内的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就引人注目地减小了。

这种标准将中国与小国或者地区进行比较，看上去或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中国巨大的规模，这个国家必须把多得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这个观点就其本身而言是合理的。可是，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迅速增长的机会同一个国家与领跑者之间的差距大小密切相关。由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即使现在也仍然巨大，中国无疑应该实现比其似乎已做到的更迅速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

有人提出的一个明显暗示是，中国未来几年的增长速度必定会放慢。这不是因为把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活动向生产率较高的活动转移的可能性无论在何处都已接近枯竭，相反，对农业部门和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的粗略估计是，至少有1.6亿人有待转移，而在未来25年内，农业人口绝对减少的总数约为3亿人。因此，这种迅速增长的特殊源泉在未来25年左右的时间内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

但是，在一个较长时期，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投资仍将继续上升，这种可能性却很小。在过去20年里，资本的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迅速得多。可是，要实现比目前更高的投资率，中国的储蓄必须达到最高水平。

2001年，储蓄率高于中国的重要经济体只有马来西亚（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7%）和新加坡（46%）。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目前这么高的储蓄率将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来必将下降。

在一种至多只是改革了一半的经济中，同样存在发送效率的巨大机会。腐败盛行，财产权不明确，国有企业部门在极大程度上缺乏效率，而金融系统机能不良。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这些都是成功的障碍。可是，这些也是成功的机会。如果中国在克服这些不利条件后，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得更好？

惊人的投资努力获得不良回报的首要原因，是资金从金融系统流入胃口很大的国有企业，在投给所有企业的贷款中，落入国有企业之手的比例略高于60%，这种贷款很大一部分是不良贷款。在注入大量资本之后，如今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据官方估计占到银行总资产的23%。消息灵通的外部计算结果表明，这个数字低估了不良贷款的实际比例，至少被低估了一成。在一个高增长的经济中，这种不良贷款与资产的巨大比率，无可辩驳地证明存在惊人的浪费。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实现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两个作者克里斯托弗·丁瓦尔德（Christopher Duenwald）和贾汉吉尔·阿齐兹（Jahangir Aziz）的说法，1990年代，私人投资在国家总投资中所占份额在15%至27%之间，主要因为私营企业很少求助于银行贷款。然而，从1990年至1997年，私营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占到城市地区新的正式就业机会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