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5年以前，中国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里，你就会在一家国有工厂或者机关里工作。如果你生活在农村，你就会在一个集体农场里工作。你没有太多的收入，但这没关系，因为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服装的种类是很有限的，不是深灰色的人民装就是深蓝色的人民装。只有党政机关才可能使用汽车。对于其他人来说，个人交通主要是靠等几个月才可能有机会买到的极度稀缺的飞鸽牌自行车。

如果回到过去那种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去，那么人们最基本的需要还是能得到较好满足的。医疗（虽然事实上仅仅是最起码的医疗）由国家提供，同时国家也提供足够的退休金，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补贴的，而教育则是免费的。虽然这些社会保障也常常陷入混乱（比如在大跃进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文革”期间），但社会统筹安排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而非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这些数据都比与它规模类似但更为民主的印度要好得多。这种体制有时候被称作铁饭碗，听上去很可靠。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希望在除了吃饭之外，还能吃得更好一点。

那些日子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自从1978年邓小平施行了著名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创造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段时间里提高了7倍，超过4亿人摆脱了极度贫穷的状况。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逐渐兴起了一个大约有1亿人之多的中产阶级，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你去访问上海，那么你就是去访问一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全球化大都市。“致富光荣”，邓小平这么说，全国人民也都是这么做的。

但与其他大规模的转型经济一样，中国必然要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国家不仅要从农业退出——现在还有6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农村——还要从工业和商业领域中退出。不可避免地，这将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可靠的数据很难获得，官方数据显然被全面低估。中国城市里大约有1500万失业人口，而农村里更有10倍于这个数字的人口无所事事，好在这个问题可以被经济的快速增长所缓解。但中国经济显然已开始放慢增长的脚步，不过经济学家预测200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仍有9.2%，2005年会是7.9%。还有其他类型的问题，同样需要创新的政策来解决。这里我们只深入讨论其中的两个问题。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国有医疗体系的彻底削弱。这有可能使得一项原来一直被夸耀的巨大功绩化为泡影：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西部地区，预期寿命将有可能下降，肺结核和麻疹等原先被认为已经消除的疾病有可能卷土重来。医疗费用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成本之一，但中国现在仍然只收取很低的税收（税收每年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2%提高到了18%，但仍远远不够）。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医疗系统就成了牺牲品。在过去20年里，医疗费用支出在中央政府预算中的比例几乎降低了一半，医院和门诊部不得不自筹费用。多数人离开了国有单位，也就不再能够报销医疗费用。而城市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以至于很小的疾病都可能使家庭负债累累，这意味着很多地区可能因此而陷入贫困。

无论什么地方，污染都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污染在中国达到了惊人的比例。世界银行估计，在世界上前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中国就占了16个。据统计，中国每年为治理污染和环境退化耗费的资金就高达1700亿美元。污染并不是新生的东西，改革前的工业化政策就对全国环境都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但随着经济的加速增长，情况进一步恶化。很多地方势力不惜破坏国家的治理，继续排放工业污染。地方政府的管理也比过去宽松得多，几乎没有任何日常的检查机制。地方政府没有受到任何激励去为难这些企业，因为这毕竟牵涉到就业问题，所以在所辖范围之内对北京方面的要求只是应付而已。

当然，在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中，这些阵痛只是其中的两种。随着过去由国有企业提供的养老保险逐渐萎缩，中国急需建设一个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要完全理清这关系，至少要花费上千亿美元。不过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方国家的历程，比如说150年以前，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养老保险体系或者医疗体系，多数国家的污染状况都很严重，比如伦敦春季的“黄色烟雾”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发达国家也是通过发展，通过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才逐渐改变了这些情况。

在中国，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有很多迹象表明，政府正开始承担更多新的责任。不是只有坏消息，在处理污染的战斗中也有一些好消息。法院比过去更严厉，居民们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法院。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迅速增加，外国企业也被邀请参与一同进行污染治理。此外，随着国家更加富裕，人们倾向于减少污染，兴建更多的芯片制造厂而不是钢铁厂。在医疗健康领域，传染性疾病SARS为旧的医疗系统破产以后存在的风险敲响了警钟。现在已经有多种医疗保险正在试验当中，而市场也正在逐渐为取代过去的国有医院，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其他选择。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对不同发展路径进行权衡比较之后，政府必须放弃一些人们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本能地，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新环境下，随着人们的富裕，个人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家庭储蓄率已经高达4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因为他们的支付也越来越高——更高的税率、医疗费用和养老保险——而很多产品过去都由国家提供，所以居民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说法来安排他们的消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正着手处理医疗保障和污染问题，但他们如何处理日益高涨的要求他们承担这些义务的呼声，我们仍须继续观望。法院，还有日趋活跃的媒体，可以起到很大作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有4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发展中的阵痛，不过民主化的需求一定会增加。（梁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