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中，有两个相当严峻。最近受到更多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其中最棘手的，另一个问题不仅解决起来更困难，而且在公共讨论中常被忽视。前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中国经济过热”问题，担心“泡沫”一旦破裂将给亚洲和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失业。

中国经济达到并维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增长率——2003年是9.2%，2004年第一季度达到了9.7%。伴随GDP的高速增长，各种经济过热的苗头开始出现，其中包括2004年第一季度消费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5%。2003年货币供给量上升了20%，这部分归于外国资本的流入和投入中国外汇储备的300亿美元。

在2004年4月份举行的中国博鳌经济论坛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承认了经济“过热”问题，同时表示了有效控制经济“过热”，和避免“硬着陆”的决心。胡的信心有着相当坚实的基础。中国最高政治决策者意识到他们能够适时使用不同的政策手段提前解决问题，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这些手段包括提高利率、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督导下设置并实施更为严格的银行贷款风险评估标准。

中国的货币政策制订者们不愿过猛地推行这些手段，以免因为过火而导致经济绩效突然陷入剧烈的下滑。取而代之的是，遏止对某几个过热部门的贷款，包括钢铁和汽车生产。这些适度的、分阶段的尝试看上去起到了降温效果：尽管消费价格指数仍在上升，但过去几个月的货币供应量和银行贷款增长率分别下降了2%和3%。无论如何，如果这些控制手段的结果不够有效，那么谨慎地运用其他政策手段就应该可以在避免“硬着陆”的情况下给经济“刹车”。虽然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经济过热的危险，但问题看上去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出现的进退两难局面形成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对中国未来同样至关重要的经济目标：一是保持经济高增长率，一是为众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状态中的工人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考虑，保持高就业率与保持GDP高增长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两个目标看上去通常是一致的，甚至是互为补充的，但两者有一种根本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产生的原因，是提升劳动生产率会导致两方面的影响。

GDP增长率的提升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GDP增长带来的就业、生产效应和单位增长率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下降。换句话说，提升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工人的产出，或单位时间的劳动量增加——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但提升越快，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少。

按照传统的看法，中国13亿之巨的人口提供了确实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供给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这给其他国家的加工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性挑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是，全球化也给中国及其政治决策者们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中国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就必须把劳动力和技术、管理、设计、营销以及资本结合起来，结合后产生的效应能够充分而持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新增就业引人注目的减少将不可避免。

就业增加的比率正好等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额。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就需要新增相应数量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一个更高的GDP增长率。

因此，在世界所有重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的7.8%时，其年就业增长率仅为1%。

中国的就业问题比这些数字所揭示的还要严重得多。1998年到2002年间，尽管报道说增加的就业总量高达3100万，但当城市就业人数从2.24亿人增加到2.48亿人的同时，城市的登记失业人口却从3%增加到了4%——从670万人增加到了1000万人。因此，新增的1000万城市就业岗位低于求职工人数量。

中国长期存在的失业和不完全就业人群难以计算清楚。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来说，就业问题是一个比暂时的经济“过热”更深层、更长期和更严重的潜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