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领跑，但路径却完全不同。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而印度则更依赖于服务业。合在一起，中国和印度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更重要和更有力的一个环节，从而促进世界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导向的发展模式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工业部门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41.6%提高到2003年的52.3%，大约在中国过去13年里的GDP增长部分中占到了54%。印度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印度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0.6%提高到2003年的50.8%，在国家GDP增长部分中占到了62%。

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都掩盖了它们各自的弱点。从1990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里，印度的制造业基本上停滞不前。制造业在印度GDP中只占27.2%，于是，在过去13年印度GDP的增长部分中，只有27%归功于制造业的发展。与中国相比，这只及中国的一半。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13年，也仅仅从1990年的31.3%提高到2003年的33.1%。如果计算服务业在中国GDP累计增长部分中的比重的话，大约只有33%，仅仅比印度这个数字的一半好一点点。

中国改写了制造业导向发展模式的经典脚本。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有四大要素尤为引人瞩目，即：高达43%的国内储蓄率、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大量的艰苦工作的廉价劳动力。对比之下，印度的国内储蓄率只有24%，基础建设非常糟糕，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很不足——在2003年只吸引了40亿美元（约合22亿英镑），而中国在过去两年里每年都能吸引大约5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不由相形见绌。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让印度停止发展的脚步。通过服务业导向的发展模式，印度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低储蓄、缺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低外商直接投资等限制自身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印度主要发展服务业，为的是扬长避短：印度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队伍，信息产业高度发达，英语也很熟练。所以，产生了一场以信息产业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软件、商业处理、外包、多媒体、网络服务和系统整合——这使得印度经济弥补了制造业停滞留下的难堪。

在另一方面，中国在大多数私人服务方面严重匮乏，特别是与零售、分配和职业相关的服务，诸如会计、医药、咨询和法律等。当然在这些服务部门中，电信和航空业是例外。在过去的5～10年中，中国在服务业的欠缺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在发达国家里，服务业至少占到经济总量的65%，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而且，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也能有效缓解就业压力，毕竟这些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每年都要减少700～900万个的就业岗位。

如果中国制造业导向的发展和印度罕见的服务业导向的发展都能继续下去，整个世界的产业都将面临新的巨大挑战，虽然传统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理论都认为这无需担心。从长期来看，制造业工人的收入提高之后，必然转换为新兴消费阶级，具备不断提高的购买能力。这就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供给的机会。

问题是，模型中一些最基本的假设都很值得怀疑。比如说在最基本的模型里，“开放”经济模型包含了两类部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对于富裕的、发达的经济来说，在与那些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竞争时失去的制造业份额，可以通过非贸易部门稳定可靠的收益来补偿，这是长期以来国际竞争中所公认的。

但是现在，只要鼠标轻轻一点，以知识服务为主的白领工人随时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地，游戏规则改变了。许多服务变成可贸易的了，而且不再仅仅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如电信服务和数据处理等，还包括越来越多的高端服务，诸如软件编程、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和医生等。

服务业导向的发展模式，即印度采用的发展模式，大大拓宽了全球化竞争的范围。于是发达国家的就业和实际工资水平就面临一种新的压力——一些高成本的福利国家，在压力面前不得不调整失业救济的幅度。对那些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可能面临那些具有大量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挑战，中国和印度即是榜样。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梁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