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两年的形势，可以预计，印度今后几年的经济有望以7%或者更快的速度增长。这不仅让德里和班加罗尔，也让伦敦、纽约以及东京的乐观人士期待如今的印度也能重演一遍中国一样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5%，并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速度让几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但是，这种言论仅仅是一种乐观的想法。就连谦和有礼聪明睿智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也这样承认。他说，他佩服中国在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成绩；但是要看到（用外交措辞），中国“比印度更能承受住民主政治方面的关注”。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的代价；但他不想看到印度在政治体制上的变革。

然而，当辛格总理力争把印度的经济改革继续推向另一个阶段时，民主政治却表明远不能帮助他一帆风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财务大臣的辛格采用各种措施把印度重新拉回到发展的道路上，也因此成了经济学家们的宠儿。关税得以大幅削减，贸易障碍得到消除，以繁文缛节扼杀商业的“特殊许可（licence raj）”被大量废除。回顾过去，那是闲庭信步若等闲。

90年代的那些改革需要远见，但是不容易使人人收益而没有危害到任何人。现在，印度需要大量的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和投资的改革，至少在短期来看，这将损害有权阶级的利益。主要是一些工会，通过对共产党的控制来扶植辛格总理的少数党政府，他们可以向他索取利益。正如我们报道的那样（参见“民主的缺点”一文，《经济学家》杂志2005年10月27日），共产主义者或多或少阻碍了辛格总理的改革。他已无法继续对那些过多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他发现，几乎不可能缓和在很多领域中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尤其是在零售业。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根本只字未谈。

把所有这些归咎于辛格总理是不公平的，尽管他有可能做出更为努力的尝试。但他只是当政而不是当权。尽管他是总理，但是能做出最终决定的，是国大党的主席索妮亚·甘地（Sonia Gandhi）。在她的领导下，国大党恢复了它一贯的姿态：左倾，并对改革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一度真正的改良派——反对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简称BJP）——已经陷在内部分裂的泥沼中，最终有可能会为印度基本教义派的权利而争论不休。

当然目前的低迷也不应该被夸大：今天，印度拥有前所未有的活力；外包企业（outsourcing companies）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它们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客户提供法律和医疗服务，而不是仅仅是个呼叫中心（call-centres）。从早期改革而来的动力仍在继续，尽管有他的难处，辛格总理还能实行全国范围的增值税体系，而且在公路建设上发起了公私合作。这可能是因为，在早期的改革中，过多地关注富裕的城市居民而牺牲了贫苦的农村居民——这些农民在去年的选举中让印度人民党下野——所以经历一个磨合期并不是坏事。不过，印度迟早得着手处理其残余的僵化体制。这些日子以来，辛格总理愈加被人们看作是值得同情而不是钦佩的人，他的结局只是让人们想起强大的政治如何压抑经济。

正如印度总理遇到的困境一样，最后胡锦涛主席也不得不把精力更多地从沿海城市集中到贫穷的农村。消除腐败和限制滥用权力，对胡锦涛主席而言是第一位的，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其次。他要应对的第三件事情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总是更多地伤害穷人而不是富人。

和印度一样，对那些因为发展而落后的人的再次关注，缓和了风头正健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经济最需要这种关注的领域——银行业中最显而易见。正如我们所报道的那样（参见“中国银行业”一文，《经济学家》杂志，2005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那些银行资本化程度低而且没有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已经采取了几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措施，调整薄弱银行的资本结构，清理大量呆账的一部分，以此来纠正那些问题。

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说明如何解决根本问题：那些大型的银行最后还是在政府控制而不是商业规则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外国资本——通过开放银行业面对大量竞争，外国资本能够提高银行的效益——仍受限制的原因，而在印度外国资本也是如此命运。只要还是如此，基于政府支持而不是市场功能的财富分配仍然会受到压力。放弃对私人领域的太多控制是令人害怕的，这就更别说是外国人了。时刻紧绷神经的中国领导人还是不敢做出最强硬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