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像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史密斯（Michael R.P.Smith）那样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经理人了。但最近他的职员向他汇报说，到2034年，整个银行在中国的资产将超过在美国的资产，史密斯还是惊呆了。史密斯回忆说，当我看到那份报告时，我说，“那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回去咨询我们的经济学家，他们肯定了这份报告。

一个个不同产业，一个个不同国家，正在感受同样的惊异。从钢铁到石油到汽车再到信用卡服务，中国正在全方位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市场。

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吓坏了不少外国总裁，同时也吸引了更多企业家的关注。当然，这是同步的，就看大家是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还是廉价原材料供应地，抑或是巨大的产品市场，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许多不同产业的企业都正面临着巨大的价格压力，在与中国企业竞争过程中，他们的客户不断流失。他们往往需要降价25%到50%才能与中国产品的价格相比，这在多数情况下必然导致失业、减产甚至关闭。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也采用了将生产部门迁往中国的办法，来利用中国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然后再把产品销售到这个他们客户正不断增长的国家。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水泥消费国，而且其他方面的消费，从铜到大豆，都在稳步地超过美国。无论在高速公路、工厂或者办公楼的建设中，这些商品都是一个正处于高速增长的国家所必需的，而且每个月的需求量高达13亿美元。

中国也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消费市场，中国在汽车消费市场上正在赶上德国和日本，虽然在接受新的工具时口味往往还是跟着美国人走。

获得最多商业回报的是那些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企业，例如通用电器售大型涡轮和飞行器等商品。目前，通用电器每年从世界各地向中国运去大约35亿美元的物资，主要来自美国，同时从中国出口20亿美元的商品，主要也是销往美国。

但是，像通用电器这样的企业毕竟是凤毛麟角，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例大约是5∶1。许多诸如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从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其他工业化国家总和那样多的人口，所以有上千万的非熟练工人愿意接受低于100美元的月薪。

2004年民主党预选时，参议员克里就一再谴责那些所谓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型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把生产移到海外，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这些言论招致了商业领袖们的强烈反对——包括民主党的商业领袖，克里先生在大选期间对贸易的评价才相对温和一些。但很多公司的总裁都在担心，美国现在的贸易赤字及工作岗位外流能够维持多久而不至于让美国人因为外国移民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提出抗议。“中国在这场战役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通行证，而事情并不总是如此”，通用电器主管法律和公共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赫纳曼（Benjanin w.Heineman）说。

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就狡猾多了，它是中国的另一个巨大出口市场。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可以限制中国的出口，正如工会在80年代和90年代限制日本的汽车出口一样。

“我对欧洲的前景很悲观——特别是那些最大的工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日内瓦霍拉斯咨询公司主席瑞切特（Richter）说道，“你想，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国家还怎么增长？”

如同日本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飞速增长，中国已经证明，一个国家通过努力工作，通过封闭的金融体系把大量家庭储蓄投入到大量的工业项目以及部分由政府机构选择的企业中，可以使经济连续多年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日本90年代初以来的停滞表明，这种发展政策也有不少局限性。预言中国也会撞上这样一堵墙的说法早就变得很热门。特别是在2003年，北京对银行贷款施以严格管制后，这种预言更是甚嚣尘上。政府把银行准备金率提高了3倍，并再一次提高了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以防止经济过热。

工业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比如钢材。中国工业产品价格的快速增长也抬高了世界工业产品的价格，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山西阳关五金矿产公司出口部经理辛玉梅（音）说，去年该公司用来生产剪刀和小刀的钢材价格上涨了近20%。她说，“原材料价格已经上涨，很快我们将不得不提高产品的价格”。

而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中国的国内经济衰退时，在全球市场上会产生多大威胁。中国也许会以极低的价格增加出口，同时削减进口需求。

许多经理表示，虽然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但仍应保持谨慎。“我们没有发现国际贸易有崩溃的危险，即使中国大量地出口”，德国最大军火贸易企业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主席托勒里克（Nicholas Tolerico）说。但他最后还是警告说，“如果发生了轻微的衰退，中国首先会做的事情就是调整进口总量”。

对中国经济最近飞速增长之后紧接一个巨大回落的担心，去年春季以后已经大大减少了。许多船只挤在拥挤的中国港口等待卸货，往往要等一个月。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预期，北京将采取严厉措施来防止螺旋型上升的通货膨胀。

但有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之处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机性的建设支出，这往往是不可维持的。两名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戈德斯坦和拉迪（Morris Goldstein，Nicholas R.Lardy）在他们最近一篇论文里指出，中国不应过多纠缠于“硬着陆”或者“软着陆”，而应该采取“长期着陆”的办法，即调低经济增长速度以维持可持续发展，减少住宅和商务办公楼的开发，直到近年来兴建的住宅和办公楼被完全消化。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缓慢增长，主要是因为对1993年达到顶峰的房地产热降温所造成的结果，但中国很快从这段插曲中走了出来。乐观派指出，海外中国社会里向来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可以说，这已经是海外华侨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企业家精神也逐渐在中国大陆形成，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种企业家会越来越多。

陈辰梅（音）就是这样一位企业家。10多年前，她在温州家里使用一台价值50美元的机器生产鞋带，然后骑车把鞋带送到制鞋厂去。现在，她和她的家庭拥有一个小型鞋带厂，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个司机来送货。他们能生产多种鞋带，全面占领了当地的制鞋市场。各种颜色和长度的鞋带应有尽有，从普通棕色鞋带到为网球鞋配套的粉红色鞋带，从摆满街头小摊的鞋带到清晨装箱运往外地的鞋带。但陈女士自己仍然穿着一双便宜的网球鞋，白色鞋带很脏，鞋带的末端都已经坏了。

储蓄对维持工厂增长至关重要，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为了创业而向家族其他成员借款。陈女士补充说，“资金流主要是靠亲朋好友”。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稳定。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现在的繁荣是与近30年的社会、政治稳定相一致的。这些年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最稳定的时期。

但每个人都在猜测这种政治稳定能持续多久。中国目前面临的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巨大收入差距。今年，很多不同亚洲国家的公民都表现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持续关心，而不仅仅是关注经济的增长。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里（Ifzal Ali）说，所有这些国家选民的结论都是，“巩固平衡的增长”。

让粮食价格迅速上浮这个举措是有深远考虑的，目的是让农民从粮食种殖中获得更多收益。中国政府也致力于提高工人的安定团结。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过许多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主要是讨要拖欠工资，但目前还没有蔓延开来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的迹象。

不管是企业总裁、政治家抑或经济学家，大家一般都认同，如果中国真的经历一场剧烈的经济波动，结果会很严重，无论对于中国本身还是对于外部的其他国家。经济低迷会造成严重失业、社会和政治的不安定甚至大规模的移民。如果中国的进口需求萎缩，将造成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全面衰退，并传导到国际市场。

西欧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稳定，给予大量的金融援助。但是中国不同，中国这个巨大经济实体和大量的人口使得外部世界根本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援助。德国亚太事务首席外交官豪斯维尔（Christian Hauswedell）说，“一想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会失败，我们就不寒而栗”。他说，“如果中国崩溃了，我们实在无力来支持它”。（梁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