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一句中国俗语。整个世界在如何对待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个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欢迎它。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比过去任何经济实体的影响都来得大。幸运的是，中国主要是一支好的力量，将会促进各方面的繁荣。

中国经济地位提高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将比日本在它那个时代的影响更大。不仅仅因为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规模，而且因为两国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不同寻常地开放了贸易和投资。2004年，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占到中国整个GDP的75%，比其他大国的比例都要高得多，无论是美国、日本、印度还是巴西，这个数字都只有30%甚至更低。即使在最高峰时，日本的国际贸易也只占其GDP的32%。同样，外国厂商对中国的投资总额也达到了中国GDP的36%，而日本的这个数字只有2%。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生产部门几乎可以无限地使用廉价劳动力。根据一些研究估计，中国农村大约有2亿隐性失业人口，他们都可以转移到制造业部门来。但这些隐性失业人口至少需要20年时间才能逐步吸收，这将使得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目前的水平是每小时低于50美分）。与此相比，日本和韩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就非常快。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产业工人实际收入的增长非常迅速，但主要的受益人是技工而不是那些非技术工人。

图1 销售者的市场在2003年出口总增长中，对中国出口所占比例

中国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还有一支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一想到这里，很多西方国家就会感到恐惧。但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余，其巨大规模和开放性将使得其他国家与中国自身一样获得巨大的收益。如同美国在18世纪后期融入世界经济一样，中国的加入将使得全球的需求和供给都大大增加。

刺激需求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市场（见图1），到2010年左右，以美元来计算，中国的绝对总产出加速度将超过美国。即使人均收入仍然不高，也将会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享受到高收入的生活。如果中国的实际收益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而收入分配状况保持不变，那么到2020年，最富裕的1亿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将达到西欧现在的平均水平。那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

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从供给方面刺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机制：

1.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分工。中国的发展将扩大全球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分工的程度越深。开放的中国将使得全球制造业通过进一步的专业分工而获得增长。最初阶段，中国可能主要分工生产低技术含量产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将逐渐向需要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

虽然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失业可能增加，但新的就业岗位也会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出口上挣得的收入主要还是花在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上。可持续的收入和就业岗位的增长主要有赖于资源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对于一个没有新的就业和失业、了无生气的劳动力市场，任何人都不会有兴趣。

2.改善贸易条件。一个国家不需要生产更多商品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相对于所购买的商品上，提高出售商品的价格就可以使情况得以改善。于是，中国影响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将改变价格的相对格局。中国自身生产产品的价格将下降，需要进口的产品的价格将上升。中国已经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于是客观上就提高了发达国家的实际收入。例如，在过去10年里，美国的鞋子和衣服的平均价格用实际价值来估算，已经降低了30%。

与此同时，中国会提高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国需要大量进口这类产品。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的这些收益很大程度上被价格高涨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所抵消，但中国同样需要进口这些东西。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在过去几年里已经从出口中获取了极高的收益。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将在贸易方式转换中受损，特别是那些可怜的进出口结构都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它们将不得不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却要为进口的原材料付出更高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分析报告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将使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受益，但一些亚洲国家，诸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将遭受净损失。2005年1月份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的全球进口配额废除后，这种影响会更大。那些配额主要限制发达国家的服装企业将其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达国家的服装企业因限制取消而进行加速转移，那么这些生产将进一步集中于中国。

3.成功的示范。中国的成功将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改革。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是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自由化程度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远比印度和巴西来得开放。中国对进出口的依赖性将使得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基于一些粗略的假设，并预期到其他新成长起来的大国将模仿中国，中国向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能够在未来20年里为发达国家每年带来0.5个百分点的额外经济增长。再算上其他那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整个世界经济每年将享受到额外的1个百分点的增长。这与世界经济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从美国迅速提高的生产力中获得收益非常类似，当然，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产生的收益将持续更长的时间。中国的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还只是美国的10%。假设此后50年里，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届时中国将能够达到美国人今天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这就意味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以今天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超过40万亿美元，相当于哥伦布又发现了4个多美国。

图2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

个别国家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富弹性，增加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性和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时自己所获得的收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损失。麦肯锡公司最近一项研究，关注那些由于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如中国和印度等低工资国家而产生的失业工人的遭遇。麦肯锡的研究估计，在美国，这样的工人70%都能在半年内找到新的工作，然而这个比例在德国只有40%，这部分由较优越的福利体系再加上严格的解雇一雇佣法律造成。

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布洛德本特（Ben Broadbent）也做了一项研究。他认为欧元区的消费者比起美国或者英国来，从制造业外包到低工资国家中享受到的福利要少很多。近年来，美英两国的服装价格飞速下降，但欧元区的服装价格并没有很快下降。事实上，现在欧元区的服装价格比英国高出了整整三分之一。

布洛德本特先生认为，这要么是因为服装制造商的转移速度较慢，要么是因为竞争的激烈程度下降、零售商就不再进行价格竞争所造成的。于是，欧元区的实际收益和消费者支出相应就增长缓慢。但是像服装这样容易交易的商品，随着时间推移，价格会趋向收敛。所以欧元区的服装价格最终也会大幅下降，从而促进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

在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多数失去工作的工人最终都能在其他制造业重新就业，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因为美国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在抱怨，是中国人窃取了他们国家的就业岗位。作为一个灵活的经济体系，美国比欧洲调整起来更容易，对中国窃取就业岗位的恐惧起源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偏见。

首先，美国制造业最近的就业下降正好赶上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大幅度增加，现在已经高达每年124亿美元。表面上看，这证明中国确实要为美国的就业下降负责。但只看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是有误导性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加部分，多数是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转移到中国名下的，并非来自美国国内消费的增加。比方说，1988年美国60%的鞋子是从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只有2%来自中国。但现在，中国已经占了70%的份额，而美国已经不从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鞋子了。同样地，美国从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电脑的份额不断下降，而从中国进口的份额一直在增加，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美国现在向中国购买过去主要由台湾地区、韩国和香港地区生产的商品，还有半成品。这并不意味着亚洲诸小虎遭受了损失，它们已经向产业链上技术更密集而劳动更节约的产业转移了。现在，亚洲小虎们正在往中国运去资本含量更高的产品，以利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装配业，然后经过加工再度出口到发达国家。例如，中国进口电脑主板、内存芯片和其他部分电脑配件，而出口个人电脑。多亏有了新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才能对美国和欧洲保持贸易顺差，但是它们对于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仍然是贸易逆差。总的来看，中国的贸易状况是平衡的，即中国全部的出口回报可以用于进口。

如果说中国从别人那里“偷”去一些就业岗位，那么受损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特别是墨西哥，它才是主要受害者。尽管墨西哥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但其美国最大进口商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所取代，而且随着2005年初服装配额的取消，墨西哥很有可能进一步失去市场。中国绝不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因为除了服装业，美国那些失业最集中的产业都很少向中国进口。

第二个普遍的误解是，中国是从世界其他各国瓜分占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跨国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增长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中国出口增长总额的三分之二。换句话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与外国企业迁至中国有关，而不是削减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增加了它们从中国的进口份额。

“没错！”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会这样说，生产地迁至中国正是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罪魁祸首。美国商会的人认为，这种就业转移在过去三年里至少使美国白白损失了30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事实上美国多数就业岗位的流失是由于经济衰退或者节省人力的信息技术发展而造成的。高盛公司估计，在过去三年里，最多只有100万就业岗位流失海外。很多亚洲企业是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而多数美国和欧洲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则主要针对中国的国内市场。

而且，即使外包使得就业机会流入中国，部分增加的收入也将流回美国，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必然有所增加。达特茅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斯劳特（Matthew Slaughter）做了一项研究，他发现外包还能为母国的工程师、金融专家以及市场分析员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外国附属公司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在一项对2500家美国跨国公司长达10年（截至2001年）的研究中，斯劳特发现这些公司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290万，但对美国自身就业增加的贡献高达550万。而且，这些跨国企业在母国国内对雇员人数需要的增长速度也高于那些纯粹的国内企业。

第三个误解是，即使是那些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也将面临挑战。因为中国不断向产业链上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移动，比如说进入移动电话和个人电脑等产业。事实上，电子产品确实占到中国出口份额的25%，但中国进口电子产品的速度同样增长迅速。其实，中国主要还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即只是组装这些电子零部件而已。

最后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存在“中国使得一切都更便宜了”这一神话。有人就认为，所有的就业岗位都会从高工资的国家流动到中国。如今，资本和技术变得具有流动性，于是企业可以转移到任何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有人担心，中国既有廉价劳动力，又有广阔的土地，还有最新的生产技术，这不是使得中国将在一切方面都变得最有竞争力了吗？

但是这种看法基于两个误解。首先，低工资的劳动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随着中国的生产力提高，要么是工资，要么是汇率，最终必然提高。如果最新的技术的确能够提高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使之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全世界的生产水平都将趋同，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将消失，工资将猛涨。

其次，自由贸易主要依赖于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即使中国制造的一切东西都比美国便宜，也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诸如制鞋等，因为中国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正如大卫·李嘉图早在19世纪初就指出的那样，如果各国都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并进行交换，将使它们获得更多的收益。自然，美国将在另外一些方面始终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的出口增长以其他国家的出口下降为代价。这种看法就是受到“贸易总额不变”这一错觉的影响。事实上，国际贸易是一个正和博弈：越多的人参加贸易，就会产生越多的机会，使得一国能够以同样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更便宜地获得贸易商品和服务。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增添很多机会。（梁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