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出了一本名为《中国崛起》的书。虽然我的专业是研究通商和贸易等经济问题，但此书的论题远不限于此，所以今天想谈谈有关政治外交的话题。

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动机是由于我对两年前突然变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感到十分惊讶。我认为当时的议论反映了一种“一厢情愿”的逃避现实的心理，即“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对自己不想看的则视而不见”。当时常常听到“工资过低”和“汇率被不合理地操纵”等说法，回过头来看，20年前当日本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日本也曾有“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有什么不好”的反对意见，但当年对美国的指责持反对意见的人，今天却对中国作出类似的指责。

虽然有“中国以低工资输出通货紧缩”这种说法，但过去日本也曾以类似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此外，虽然我也觉得人民币汇率过低，但是否被“不合理”操纵，似乎还不能这么说。

2001年之前的十多年间，日本产业空洞化论以“放宽限制、降低成本”为主要课题，有问题源于日本自身这种意识。对中国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成长抱有危机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危机感的矛头应首先指向自身，因逃避现实而遭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尽管痛苦，但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正确的药方。

去年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气愤，这就是关于道路公团（指政府经营的特种公共事业组织）改革的讨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公团“资本过小、债务过多”的财务结构。大家看看世界上的收费道路业界，通常资金的1/3是作为没有利息的投资而提供的，然而日本道路公团的相应投资却连10%都不到，结果过多的债务就成为道路收费居高不下的原因。这当然不是唯一原因，但若不先解决这一问题，整个问题就无法解决。

实际上类似“资本过小、债务过多”的问题与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十分类似。中国认识到过小资本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因而采取了诸如充实自有资本、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处理过多债务等方案。中国方面相当切实地发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