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实施大规模“以工哺农”政策，必须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整体推进的政策目标。单纯实施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没有农村人口的聚居，必然会因农业土地资源的分散化而影响农业产业化推进。同样，没有实现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的效果也不可能保证。因此，河南省实施“以工哺农”政策，首先，要从理论上厘清农村产权变革的必要性，即农村集体产权如何在农民个体层面上得到实现，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如何在产权清晰条件下与大市场实现成功的对接。其次，必须从理论上厘清“以工哺农”导向下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工哺农”政策的实施，其重要环节是实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从制度上逐渐消除城乡隔离的国民待遇差别，城乡隔离户籍制度的局限性已经成为农民非农化的制度性障碍。同时城乡在财政支持上的差异也是基于体制的约束和规制，如何通过体制的改革消除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壁垒，这有赖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为推进农村城镇化服务的。农村只有实现城镇化，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才有可以实施的现实条件。再次，河南省实施“以工哺农”政策必然要调整乡村治理模式。但是，在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层面还需要制度上的创新和理论上的探讨。民主选举只能选择委托人，并不能真正确定自治机构权力的边界。要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不仅需要理念上的更新，更有赖于对农民民主能力的培育和农民组织的创建。最后，河南省实施“以工哺农”政策必然要求三次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幅度的加大，主要在于市场机制下产业发展的互动，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依赖城市工业发展带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不成功的，如美国学者刘易斯所说，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因为经济系统中既有使传统部门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损害的因素；受益的因素主要有就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贸易等，受损害的因素包括贸易因素，可能最终损害本国经济11583601。在理论上厘清河南省“以工哺农”背景下农村产权制度的变革、体制改革的重心、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和产业部门的互动等问题，就可以明晰农村产权变革对实施以工哺农政策的支撑，资源配置方式的均衡对实施以工哺农政策的促进，实现组织化治理的乡村治理模式对实施以工哺农政策的保障，产业部门互动协调发展对实施“以工哺农”政策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