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7月1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赵月枝

赵月枝

赵月枝，博士、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全球媒介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曾任中华传播协会研究主席，《全球媒体与传播》的创刊主编之一，十几本杂志的编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批判传播学说》的主编之一。因其在传播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赵月枝教授被UDC授予2013年度达拉斯·斯迈思奖，而且是2014年度国际传播学会埃德温·贝克奖获得者。

赵月枝：我演讲的题目叫作《中国的软实力追求：迫切性、障碍与不可调和的矛盾》。

10多年前，传播学术研究聚焦于跨国传媒在中国的扩张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这一研究主题最为突出。但是，近几年来，学术前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渗透已经不再是研究的焦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中国媒体的“走出去”策略以及中国政府追求的“软实力”在全球的意义与影响，成了传播学研究最热门的话题。

在学者以及利益集团众说纷纭背后，是发生在全球传播地缘政治方面实质的和想象的变化。一方面是真实的变化，但更多的是想象的变化，而且美国政府等西方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些变化。2011年3月2日，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委员会一个听证会上的发言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了这种转变：“我们正处在一场信息战当中，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半岛电视台正在赢得胜利，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开通了全球性的英语和多语言电视网络。俄罗斯也已经开通了它的英语传播网络。”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关于“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的论调更为盛行，而一个仍将处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大力追求软实力这一点，更重新激活了美国政治决策层以及西方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宣传”的冷战式成见。

当下的中国，对内面临着持续转型过程中复杂、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矛盾，对外则面临着在布满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如何自我定位的挑战。中国是谁？谁能代表中国？这是我们在制定具体发展策略时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中国的软实力追求具有迫切性，与此同时也遇到很多的现实障碍，其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出路需要结合中国的内外矛盾去研究。我希望创新一种理论范式，从一种更为宏观、整体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来分析和理解中国软实力追求问题，立足于历史语境从上述内外矛盾交汇中来检视中国软实力追求的紧迫性、实现的障碍以及潜在的、也许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软实力”一词由约瑟夫·奈在其著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最先提出。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是一种“可使一国不依靠强迫和惩罚便获得其所需的能力”。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国家软实力建设，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在媒体和文化政策领域，这一努力开始于2001年中国媒体产业的“走出去”工程，该工程是为应对西方媒体进入中国市场而制定的。另外，2006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等也都有对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性表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同志曾提出，在当今时代，哪个国家的传播技术最先进，哪个国家的传播能力最强大，就对世界有最巨大的影响，这一观点被当作中国追求软实力的范例式表达。

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的软实力追求包含了全方位的举措，从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和开设“孔子课堂”，到对官方媒体机构的政府专项资金投入，包括2009年用于增强中央主要传媒机构国际报道与全球业务能力的450亿元人民币投入等，传媒机构开始在全球的扩张行动，目标很明确，要将自己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例如，中央电视台的跨国卫星电视快速扩展并不断重新调整：从2000年9月开播的24小时英文频道CCTV 9，到2010年4月CCTV News的重新开播以及2012年2月CCTV American的正式开播；新华社海外机构扩展迅速，其北美总部已落户纽约时代广场，由其主办的通过卫星和互联网传送的24小时英语新闻频道CNC World已于2010年7月正式开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近几年加快发展，包括通过当地合作伙伴进行的海外落地等，在2009年9月增加6种新语种进行广播后，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通过61种语言进行播送，成为在所有国际媒体中使用语种最多的媒体；China Daily（《中国日报》）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展着它的海外办事机构和发行渠道；《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旗下一份市场导向的子刊，于2009年4月20日发行了它的英文版Global Times，成为继China Daily之后的第二份国家级英语日报；为了“向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理论和学术界阐明党的核心价值”，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也在2009年7月发行了它的英文版。这些举措的最初目标都是要“确保能在西方媒体上立足，让西方主流读者们接触到并理解党的声音”。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希望参与改革全球传播治理秩序的愿望。2011年6月1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文章，强调全球传播中不平等的信息流动，并提议“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协调全球传媒行业，比如建立一个‘媒体联合国’”。15865262012年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则是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这一重要传播政策领域的新举措。类似努力还集中在公共外交和各种旨在增进中外媒体间相互理解的传媒论坛。例如，2009年，由新华社在北京联合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吸引了包括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BBC在内的西方传媒集团的参加。2012年8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北京主办了以“交流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另外，从提供诸如无线电广播发射机之类的传播基础设施，到与国外传媒机构签署内容共享协议，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发展合作不断增加。从有关中国记者如何活跃于全球新闻热点，从而提升了中国记者职业荣耀的媒体报道，到各大顶尖新闻学院开设的旨在培养合格国际传播人才的专业学位课程，再到一系列探讨如何改善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学术论文，中国追求软实力的努力也涵盖了新闻专业理想、新闻教育和应用学术等方面。

那么，从历史与地缘政治的语境来看中国的软实力追求，就要讲一个连续性和新角度问题。

如果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开放”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草创时期，“对外宣传”就一直是其革命策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年代，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一批进步西方记者就是中共卓有成效的“第三方”传播者。在冷战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西方对中国采取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战略，中国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边倒”大开国门。此后的20世纪60年代不但见证了中苏意识形态大辩论（1963～1964年），也见证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作为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又不同于苏联官僚社会主义的两条老路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另类方案的广泛传播。当年那些支持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运动，甚至美国国内黑人民权运动的宣传品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在国际层面争取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的努力。

然而，中国官方拥抱“软实力”这一概念本身是新近现象，文化政治主导逻辑从实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深刻变迁也很明显。首先，这一源于美国的术语被中国的精英阶层明确采用本身就意味深长。在美国减少对“美国之音”资助的背景下，增强“软实力”这一由约瑟夫·奈向作为当下世界霸主的美国统治者提出的策略为中国统治精英所挪用，也让关于“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的言论变得更加有据可依。

另一种变化也伴随而来。中国当下对于软实力的追求，并不关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与改革时期搁置国内意识形态争论互相配合，对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纷争采取低调处理甚至直接回避的做法，转而将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国家形象的营造上面。同样的，中国对于软实力的追求并不支持将文化这一概念理解为对抗性社会力量就社会发展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纷争的场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将他发动的最后一次革命命名为“文化大革命”），而是将文化这一概念明显地去政治化了。恰恰是在这种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文化”如何被严格地限制在那些对诸如“和谐”等被本质化了的“中国”文化价值的赞许和颂扬，或者把孔子当作中国文化的海外大使来宣传推广。另外一种新的、更加工具理性化的对于文化的解读也伴随而来。这种解读不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将它视为“策略性的”、“工业化的”甚至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可供开采和获利的资源。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之下，是商业对文化的重铸，而追求软实力的目标被认为可以在中国文化产业在市场导向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得以实现。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作为资本主义的盈利场域和美国软实力的化身，好莱坞成了中国文化规划者和软实力追求者所认可的最终模型。

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时代极力宣导“自力更生”的原则，并且十分强调实质性的理论斗争，中苏两党在1963～1964年的那场意识形态大辩论就是在当时《人民日报》刊载的《九评苏共》中呈现的。今天，新自由主义逻辑支配下的全球传媒生产与奇观化消费相配合的中国国家形象营造和软实力规划，则依赖于高价制作、技术创新、公私协作以及全面调动国内外跨国广告与公关机器。例如，CNN就曾充当过中国商务部和国新办的广告平台。在2011年1月到2月间，引人注目的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播放了中国国家宣传片，以支持胡锦涛主席访美，这部宣传片是由国新办筹拍和上海灵狮广告公司制作的。这是一家由《光明日报》和伦敦的国际广告商Lowe & Partners组成的合资企业（Lowe & Partners后来归入世界四大广告商控股企业之一埃培智市场咨询的旗下）。此外，与毛泽东时代作为中国国家代表象征性符号的工农兵形象不同，现在中国国家的代表人物是电影明星章子怡、NBA球星姚明、钢琴家郎朗、电影导演吴宇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以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精英名流。

在当下对软实力的寻求背后，国家、市场、精英和大众诉求呈现会合之势，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思考中国追求软实力的动因。

在国家层面，正如上文提到的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文章所反映出的，中共领导层早已认识到，全球传播的失衡状态与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当下中国的话语与文化实力已经无法与其快速提高的经济地位相匹配了。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被更深入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随着这一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断深化，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国际舆论场中中国的处境倍感沮丧。从侵犯人权、新闻审查制度到环境威胁与抢夺全球资源，似乎中国越是发展，就越是因其内部缺陷和威胁世界而受到指责。西方媒体对于北京2008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的报道不仅显露了它们对于中国的敌意，更显露出在西方负面舆论与中国精英的自我意识和愿望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曾用这样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问题：“通过30年的革命和30年的建设解决了‘挨打’（近代以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割地赔款）问题，通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解决了‘挨饿’（摆脱了贫困、走出了温饱、进入了初步小康）问题，下一步是要通过确立文化自觉来解决‘挨骂’（文化自觉性和正当性）问题。”在经历了30多年与全球经济的整合和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发现自己身处于不断升级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当中，而部分因为这种危机，中国在西方跨国传媒巨头主导的全球舆论环境中更成了批评对象。总之，“自由”“人权”的整套话语已经成为西方批评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向西方解释中国并为中国辩护已经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国家目标。

传媒产业集团对于开拓海外市场的迫切需要同样明显。中国的国有媒体都已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集团，共享着同一种支撑着西方媒介集团向外扩张的市场扩张逻辑。对于中国的国有传媒企业来说，对外全球扩张既是一种商业策略，又是一项国家使命。例如，新华社进入电视市场的意图一直受到中国广电系统的压制，这是因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中国电视市场的监管者，一直保护着它的下属单位CCTV的垄断地位。对于新华社的扩张行动，尤其是新华社对于电视行业的追求，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朱迪·波伦鲍姆（Judy Polumbaum）的描述十分精准地抓住了其特征，即这是一种构建传媒“帝国”的努力。乘着国家提升“软实力”的东风，新华社越过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权威，直接获得中央领导层的许可，最终建立起了它的电视网络CNC World。由于新华社最初瞄准的是境外市场，这就迂回地避免了与CCTV正面竞争国内观众。

国家主义者和传媒集团对外扩张的动机与专业诉求相吻合，同时也迎合了在社会阶梯上正在向上流动和不断国际化的传媒职业人与管理者的文化情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人一直怀着一种与西方进行真诚对话的热切愿望，这个目标与国家主义式的目标有不少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此外，中国正处于在快速全球化和两极分化的消费社会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将目光投向国外（更具体说就是西方），而不是关注中国国内的底层，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愿意与国内较低的社会阶层进行交流。在这一语境下，不断扩张外国传媒业务，不断增强与西方“主流”受众的交流，符合中国传媒精英的文化情感。而对于个别已经移民到了西方的媒体从业者和管理者而言，中国媒体的“走出去”战略刚好适合他们的跨国流动模式。

最后一个相关因素是整个中国城市迅速崛起的中产阶层，他们的民族主义诉求在持续增长。在这里，有必要在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民族认同、民族尊严政治之间作出区分。由于国际秩序依然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中被不断塑造着，这种区分一方面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却难免是复杂和困难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不稳定的、多维度的现象。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主要是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演化而来的，这种“国家利益”旨在从全球权力关系中获取更平等的机会。中国当下多被描述为在软实力竞争中处于弱势或背负赤字。此类的大量话语源于希望中国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这一现实主义框架。还有一些民族主义情感也可能被表述为沙文主义或仇外倾向。

然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声音对准了西方霸权力量、资本掠夺和种族歧视。中国社会迫切希望让自己的声音能够呈现于国际舞台，这种愿望在抗议西方媒体对于2008年3月至4月的西藏打砸抢烧事件报道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其间，海外华人连同成长于改革时代的年轻中国城市网民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在全球舆论场中捍卫着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为祖国尊严而斗争，并指出西方媒体在西藏示威事件报道中的歪曲和偏见。在全球的媒介研究论著中，“活跃受众论”曾对“文化帝国主义论”提出过挑战。然而，在这场运动中，活跃的跨国中国受众却自我动员起来，反抗在西方媒体报道中他们所认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如汪晖提到的，将整个运动简单地概括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没有弄清它的本质，“平等与尊严政治的逻辑”才是整个运动的基础。

因此，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一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努力，至少是部分地与自下而上的、中国的全球化了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人）的精神情感产生了共鸣。例如，一部在美国最大视频门户网YouTube广为传播的视频《西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Tibet 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就出自一位在加拿大学习的中国大二学生之手。而著名网站anti-cnn.com（即现在的四月传媒）的创办者饶谨，是一位互联网创业者，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针对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贬称其为“五毛党”（受政府雇用、在网络上发表有利于政府政策言论的网络评论员），这些人反而得意地自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党”（又简称“自干五”）。对中国软实力追求更全面的理解，必须将国家主导与平民自发之间的变动且复杂的生态与张力纳入考量当中。

下面讲中国软实力追求过程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专业方面遇到的障碍和问题。

中国领导层的策略是始终强调商业与市场关系，将表面上显然被去政治化了的文化概念推向前台，并一直以低调处理的方法对待意识形态分歧。尽管如此，中国对软实力的追求仍无法轻易逃脱出全球地缘政治的整体格局，也无法避免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重重阻力。中国的信息科技企业华为就是一个例子。在试图通过并购来拓展海外业务的过程中，华为屡遭挫败，原因竟然只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出于对本国“国家安全的考虑”。2010年，当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有意出售连年亏损的《新闻周刊》时，南方报业集团连同私营的博瑞传播和一群“纯粹的金融投资人”组队参与了投标。然而，它们的竞价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了，原因却与投标价格毫无关系。最后的成功投标者是91岁的美国本国音响设备大亨悉尼·哈曼，他同时也是美国国会议员简·哈曼的丈夫。哈曼称《新闻周刊》为“国宝”，最后以象征性的1美元的价格成了这份刊物的业主。显然，不管中国某些市场改革者的如意算盘如何，传媒生意并非普通买卖，钱并不是总说了算的。

当然，西方媒体的强烈竞争动机也是不可低估的。对这些媒体来说，与中国媒体竞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持续将它们描绘为中国政府甚至是中国情报系统的延伸，以此来暗中损毁中国媒体在全球市场中的公信力。新华社是一个间谍机构吗？这是2011年初一位加拿大主流媒体记者将我当作备用专家信源而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个中国媒体系统除了把自己改造成符合西方想象之外可能很难克服的问题。具体地说，由于中国媒体的“政治紧身衣”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动机不明，其内容几乎很难吸引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而由这些精英组成的“意见领袖”阶层却正是中国软实力追求希望优先争取的目标人群。

此外，虽然在扩大中国的海外新闻采集能力和提升记者专业素养方面，国家投资在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新闻机构的国际事务报道仍严重依赖于像美联社、路透社这样的西方通讯社。这背后是严重的新闻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新闻院校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海龟”（海归）也在源源不断地归来。然而，能够将外语技能、新闻报道训练、全球事务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仍然奇缺。而且，官方媒体的工作岗位始终比不上政府、其他对外经贸部门或外企的工作岗位受到追捧。简而言之，对于中国的传媒机构来说，能够招募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来为它们的国际部门工作，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中国媒体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明显的阶级偏见，也无助于在全球舞台上呈现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中国。如果中国追求软实力的一个目标是反击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持续批评，那中国媒体展示出来的，应当是一个不同阶层都能安居乐业的中国。在这个中国里，“平等与尊严政治的逻辑”能够扩展出去。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媒体希望在海外推进的所谓“国家利益”，也是由占优势地位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定义出来的。讽刺的是，西方媒体常常将它们自己定位于中国弱势社会阶层利益捍卫者和代言人。这里，也许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政府在时代广场宣传片里的主角和2009年《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巨大反差和错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者的前者，推出的是充满个人主义气息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精英，而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后者，则讴歌了一把作为一个集体出现的整个中国农民工阶层！

这转而提出了中国软实力努力中深刻的且可能无法调和的张力。

诚然，这一努力的目标是缓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情绪，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软实力的追求构成了国际政治中一种积极主动且值得赞许的策略。但批评家们已指出，约瑟夫·奈将权力资源二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妥当。而且，美国无须帝国主义式的军力和财力就能展示其“软实力”的假定是相当幼稚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可能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烟幕。在某种意义上，“软实力”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循环论证的基础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在本质上并不是天然就有魅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它们也有可能导致“仇恨、排斥、敌意甚至冲突”。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形下，硬实力也可能会产生魅力、吸引力和令人愉悦的情感。

在当下，中国对软实力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之举。它的目标是平衡外部对于中国的批评，这种批评对准了中国的市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消极后果。这一努力还旨在“塑造形象”，包括为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塑造有利的国际形象。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这一努力不仅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是劳民伤财，甚至是违背人民利益的。无疑，中国的改革转型过程在意识形态上挑战了“资本主义同自由民主制必然紧密相关”这一西方神话，使得西方媒体一直受困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牢笼。尽管不少中国统治精英极度期望中国能被视为（西方定义的）“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但西方媒体依然时不时将中国描绘成“暴徒的国度”（the Goon State）。这种情形还将持续下去，只要中国国家政权还保持着现有形式，只要中国政府在面对跨国资本时试图促进国内利益。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恐惧截然相反，美国好像在同中国的“信息战”中继续连连得分。

正如前文所论及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无力去清晰阐明其价值观系统的吸引力。事实上，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关系深刻分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问题绝不仅在于中国的软实力，而更多在于对立的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想象之间的根本冲突。归根结底，中国需要在两种发展路径之间做出抉择，其一是，试图用“儒家资本主义”与在社会和生态两个层面都难以为继的资本主义现存秩序整合；其二是，通过复兴社会主义来迈向后资本主义和后消费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也是另类全球化方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这一观点可延伸出另一种根本性抉择：是取悦全球人口中的少数精英还是用一种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类政治经济与文化想象赢得全球绝大多数民心？换言之，中国需要从西方“占领运动”所区分的“1%”和“99%”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左翼学界和民间重新涌现出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通常被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媒体以及西方主流学者贴上“拥护政府的”和“民族主义的”标签而受到排斥。以畅销书《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为例，作者提出，中国是时候该从“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整合）转向“转轨”甚至转向“迫使”西方转轨了。换言之，中国应当彻底改变西方主导的“高能耗、高消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从而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而由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左翼学者合著的《人间正道》一书，更进一步对中国的革命历史予以肯定，对30多年来的资本主义整合给予了适度但批判性的评价，并提出中国应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社会。

在危机重重的当下中国，如何能让知识分子的这种批判性认识演变为新的改革共识，是一个深刻的挑战。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角色问题，不仅在中国的精英和大众之间有深深裂痕，而且在超越国内政治和国家“形象营造”范围的国内外媒体表达与精英协作中存在复杂的动力。当下，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软实力”概念，实际上很难描绘出事件中的国内与全球传播的实质性模式。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世界定位的问题上，精英共识与社会共识层面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任何旨在对外展示一套统一的价值观的“软实力”追求都显得力不从心。事实上，追求“软实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然后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乐”。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提出的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命题可谓意义深远。

中共十八大以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称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梦”的提出也为激发民众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层面的主体性想象提供了契机。但是，如何弥合制度承诺与实践间的鸿沟，如何把建设社会主义变成各阶层社会主体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自觉实践，如何不把“中国梦”演绎成根植于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关系之中，以美国的帝国主义军事力量为后盾，以牺牲各国下层民众的美好生活梦想和竭尽地球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美国梦”的中国翻版，都是巨大的挑战。当下的中国，一方面仍需谨慎处理社会平等和国际主义等革命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增强软实力的努力需要清晰地表达出一种批判性的政治与文化自我觉醒，从而引领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最起码，这一努力能够对全球秩序中是追随占统治地位的愿景，还是探索其他路径的国内外异见与争鸣有所反映。否则，中国的软实力努力可能会只受益于媒体机构和媒体与文化精英，并在此过程中成为造就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air）所描绘的“跨国资产阶级”中的文化分支的一种途径。毕竟，软实力与阶级权力密不可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嘉宾：老师您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提到中国的软实力问题，现在我感觉有一个现象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中国独有的书法、诗词在慢慢地被国人所忽视。我想问：这样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走向世界，是不是有必要在中国传承、发扬下去？第二个问题，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半岛电视台、新华社这样的媒体机构，我特别想问的是：现在网络上对共济会的一些传播和言论是不是有些把共济会给妖魔化了？谢谢老师。

赵月枝：第一个问题，不是说应不应该传出去，而是我们早就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了。比如说道家的“无为”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后来“放任自由”概念的前身。比如说中医，美国、加拿大公民的医疗保险都可以报销一部分的。我们自己不断地在西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涉及我们自己内部的民族自信的问题，还有一个机制的问题。把西方的大制药商都引进来了，中医当然会受到冲击，更不用说书法之类的传统文化。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有国人民族自信问题。

第二个问题，半岛电视台与共济会，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共济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我们有没有将共济会妖魔化，这个问题是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有人可能会将其简单化，但是妖魔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排除对它们的分析。我们现在是分析少了，而且一有分析马上就有人说你是宣扬阴谋论，然后就没什么可说了。西方媒体不准被批评，一批评就是妖魔论，共济会也好，美国民主基金会也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但是有些分析又做得很粗浅，粗浅的结果是做出来的东西不可信，这样一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境地。比如你说对共济会的批评是不是将其妖魔化了，你举出来是哪一家的批评？那家的批评妖魔化别人了没有？还有我们的媒体，也就是在座的未来的媒体领袖们在报道这样的新闻、叙述观点的时候，有没有将其简单化、妖魔化？很多学者是不愿意跟媒体见面的，为什么？因为一说观点就被媒体简单化。这个本身跟媒体的机制也有关系，媒体要吸引眼球。你说的妖魔化是学者本身研究的妖魔化，还是媒体报道的妖魔化？不愿让你去研究共济会的人，把对立的观点妖魔化，这都是很复杂的，而且原则上我不希望进行妖魔化的分析，老老实实讲清楚就够惊心动魄的了。妖魔化本身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并不影响事实本身的一些逻辑，你要把这个逻辑揭开还要查出来谁在妖魔化，是被妖魔化了还是妖魔化，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